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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31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徐迅雷:未被遗忘的历史先声 哲人有言:“历史是一个时代发现另一个时代价值的记录。”1945年9月27日,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只有4年零3天,而距今天过去了63年。那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这一天,毛泽东对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12个问题作出答复。这个合计约1500字的《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答复,在今天
一个后发时代,只要脑子正常,对于一个前生时代曾经存在的价值,一定会有所发现。这一种发现,不一定就是官方的。新华社每天发布的“历史上的今天”,在“9月27日”中,并没有、也不会提到毛泽东在1945年的“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而记录了一些“大事”,比如1949年9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决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国旗图案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同时还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甘贝尔的第一问是: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毛泽东的答复是:“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第二问是:中共准备作何让步,以求得协定?回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军队在内。”这里出现了贯穿全篇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民主”,随后反复出现,比如“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民主改革”、“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等等。 这是一篇“重庆答”,之所以被称为是更全面、更重要的“窑洞对”,在于对最后三问的回答: 第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第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以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第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这真是历史的先声!“国家民主化”、“政治的民主改革”、“自由民主的中国”、“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毛泽东不仅将本国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归入其中,也将美国的林肯和罗斯福的核心思想纳入视野。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四大自由”,正是今天所言的“普世价值”。历史总是要一个时代发现另一个时代的价值的。 1945年9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发了这个答问,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收有该文(见第25页),标题是《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文集”似乎不同于“选集”,前者是“文”之章,后者是“政”之章。进入“文集”的,变成了“文化”,变成了“历史”,与“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几乎不搭界了。多少当年最可宝贵的思想,今天都被“历史化”了? 民主一词的意义,是由希腊的“人民”和“统治”(或“权威”)派生出来的,意为“由人民进行统治”。公元前15世纪中叶,希腊人首次使用“民主”这个词,来表述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概念,这个概念在很多希腊城邦中付诸实践。民主的反面是独裁,是寡头政治,是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上而不肯松手。独享型的民主是伪民主,独享型的自由是伪自由。 1945年,“在野望朝”的人,大抵期待着民主、向往着共和,反对一党专政、一人独裁。后来是内战,“在朝”的输了,跑到海峡那边的岛上去了。赢的一方掌握了政权。好了短短一阵子,赢的人很快淡忘了曾经的民主诉求,“民”变成了“主”,就“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一个人说了算”的威权形态。这大抵就是“地位决定思想,屁股指挥脑袋”。 事情为什么会走向它的反面?最好的愿望为什么最容易走向反面?为民主而奋斗的人,当自己获得“民主”权利的时候,就不再愿意看到公众民主;为自由而奋斗的人,当自己获得“自由”形态的时候,就不再希望看到他人自由。当自己处于不民主的环境中,就会向往民主;当自己成为民主的主人时,就懒得让他人分享民主了;当自己处于不自由地位,就渴望自由,当自己有了享受“自由”特权时,就再也不想让他人分享自由的空气了。被专制奴役而渴望民主自由的人,自己一旦成了龙椅上的主人,于是就施行威权独裁,还以为这样普天之下都享受了自由民主——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劣根性。 个中核心原因之一,是一种“雅各宾主义”在迷惑着自己。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雅各宾派,使法国在1793年至1794年陷入了恐怖时期;雅各宾派的“雅各宾主义”,是一种“革命”信念,即人民的意愿可由少数精英来代表,他们以人民的名义行动,但并不负正式的具体的责任。理查德·威廉姆逊《为什么要民主》中说:“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而“雅各宾主义”是期望我对其他人人之命运都具有“发言权”,所以它是民主的反面。只要表明“我是代表你的”,那么,“我”就是合法的;我领导你、我对你行政执政,你的命运由我掌控,这都被看作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我可以永远代表你、领导你、管治你;至于具体的“领导责任”,对不起,没我的事。 潜意识里有“雅各宾主义”的人,不免以为自己享受了民主自由,就代表他人享受了民主自由。美国前总统里根说:“民主与其说是一个政府体制,不如说是一个限制政府、使其不能侵犯人权的制度。”权力独享的“民主”,把他人统统给代表了的威权,本质上都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 获取权力的方式,大抵有这么几种:武装夺取、政变获得、世袭传承、公民授权。由于不是公民授权,所以对一些集权、威权者来说,忘本是很容易的。索尔仁尼琴说:“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这是权力获取之后、不再“分享权力”的形态。一个官僚、专制、独裁的组织,其“组织内民主”很容易被虚置,变成一句正确的空话。权力的“老年痴呆症”是很可怕的,而民主制度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它能避免一个人长期掌握权力。 民主与权力和权利有着密切关系:民主越多,权力必然就越小;而民主越少,权利必然就越少。对权力,首先要有宪法约束,然后要有民主监控。“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这当然是最好的民主形态,官只有是民选的,才会真正对民负责。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有名篇《民主是个好东西》。他说:“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在现代社会,不仅仅是有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有一种政治形态同样是不可持续的,这种不可能持续发展的政治,就是反民主、反自由的专制独裁政治。当今世界,把一个国家弄得民不聊生、饭都吃不饱的,大多是专制独裁的寡头政治。 暖饱应该思民主,暖饱应该思自由。一个社会,有多大的民主就有多大的和谐,有多大的自由就有多大的幸福。没有完善的民主,就没有幸福的民生。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一样,没有民主就没有安定。高度的民主才有高度的和谐,中度的民主只有中度的和谐,低度的民主只有低度的和谐。没有民主,公权力就会越来越侵害私权利,越来越走向老百姓的对立面,从而越来越多地导致社会冲突,人类世界大抵如此,有的地方只是没有爆发而已。请注意这组公开报道的数字: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样文化、和谐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公民社会。然而,经济上的“市场关”好过,政治上的“民主关”难闯。权为民所授,没有民主,没有还权于民,就不存在“民有、民治、民享”,“四大自由”中的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几成镜花水月。民主不是难在下头而是难在上头,换言之,是上头担心忧心民主,不是公民社会的公民百姓担心民主。 中国发展靠什么?靠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社会的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改革开放。没有这一系列完整的改革开放,那么就难以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没有以民主为核心要义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也难以真正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延安的“窑洞对”中,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这当然就是民主。然而然而,这里有个著名的“让”字,既然可以让,也有可能不让。让或不让,历史已经写得明白。去掉这个“让”字,话也是通的,但那就不是毛泽东发自心底、几乎是无意识的意思了,就像“领导下”与“领导”不同之处,就在那一个“下”字。 毛泽东进京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延安,他一定是尝够了天天待在窑洞里的滋味,不想再吃二遍苦了。想必他自己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发出的历史强音。他倒是颇为喜欢庐山,那曾是蒋介石宋美龄特别流连的地方,那些如画风景中的别墅,毕竟比黄土高坡上的窑洞来得宜人舒服。“跃上葱茏四百旋”,毛泽东在庐山上,通过“一个人说了算”而演绎出许许多多故事,不是惊天动地,那也惊心动魄……
(来源:徐迅雷的网易博客) 敢不敢把国内的食品都查一遍?佛山产南瓜馒头在日被检出含三聚氰胺 http://bhnews.hexun.com/2008-10-31/110709905.html ,敢不敢把国内的食品都查一遍?
October 30 好文转载—差异性
October 17 一本你不容错过的书——预言之书(居然能预见50年之后的事情,太准了!)我的词:不多说了,说的再多也不如书中各位革命前辈说的精辟,说得真真见血,简直就是一本预言之书!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
书籍下载地址:txt
October 13 [陕北说书]毛主席在延安---太牛了
枪: October 09 无耻到我无话可说相关信息:
我的话:看了南都的评论和《三聚氰胺爱国主义基地》冉云飞的文章,我只想说,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无耻,无耻到我无话可说
南方都市报网络版
卫生部昨日(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门解释刚刚由国家五部门制定通过的公告,该公告规定: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1mg/kg;液态奶(包括原料乳)、奶粉、其他配方乳粉及含乳15%以上的其他食品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2.5mg/kg,高于限量值的产品不得销售。面对广泛的疑问,卫生部主要表达两个意见:一是三聚氰胺限量值属于应急的临时行政控制措施,用于监管而非标准;二是食品包装或接触环境可产生少量三聚氰胺,不能规定为零含量。
根据这个公告的精神,食品中并非要一律禁止三聚氰胺,只要其含量未超过最高限定值就属于达标。实际上,假如援引这一已经生效的指标,则意味着管控三聚氰胺的底线后撤了一大步。想必行政当局也料知这样的后果,因而不惜举行特别说明会,为短短几百字的公告背书,以安抚轩然大波。尽管专家全力为公告辩护,可所持论据的逻辑显见混乱,显然很难宽慰公众的惊诧与失望。
系列食品安全危机至今还在弥漫,它们教导给民众的化学常识是:三聚氰胺是化工原料,绝对不该出现在食品中。而新规有可能模糊这个常识。它认为非人为的微量三聚氰胺允许存在于食品中。卫生部还列举香港等地为例,来证明这个指标不是独有的规定,但同时又以特殊的国情说来回应对标准宽松的质疑。总之是要证明三聚氰胺是不可避免的,以此巩固公告的合法性。
需要申明的是,我们并非要推倒公告,甚至于驳斥都不是宗旨,想要表达的实乃严重的担忧。因为这的确有着费解的地方:质检总局频繁发布的抽查结果显示,奶制品彻底不含三聚氰胺完全是可以办到的,可新规又凭着环境等含糊的原因为三聚氰胺的存在预先制造理据。公告不仅让三聚氰胺正当化,它释放出干扰信号,或更令公众对质检守则的朝三暮四倍感焦虑。
换言之,在没有公告的前提下可以设想:相关部门都在为杜绝三聚氰胺而展开行动,官方公布的阶段性调查结果也反复证实,没有三聚氰胺的食品是可以实现的。乐观地说,以生命健康为唯一考量的监管态势足够维持下去,起码是行政资源能够做到的。这是处置食品危机的最低标准。但三聚氰胺的限量标准问世了,让这个局面变得首鼠两端,它所引起的变数令前景愈发不确定。
这就是限量三聚氰胺极其突兀的性质。它是临时措施却又不知何时结束,它被誉为监管指数却有放松警惕之嫌疑。无论从必要性还是可行性上分析,出台限量值都有着可推敲之处。问题是,如果国家把重塑质检体系作为根除食品安全危机的教训之一,如果把恢复国民信心奉为危机处置的正确方向,三聚氰胺本该被清除出食品成分单,可现时竟对其妥协,整饬监管或收复民心会否落空?
就在戮力消除其负面影响的背景下,限量三聚氰胺传播了令人不安的讯息。而伴随限量之举的或是民间追溯既往的恐慌,例如,那些回收或封存的数以千吨计的问题奶粉会否改头换面,以三聚氰胺的“合格”检验比例再度回流市场?国民信心中途受此波折,监管制度未见决绝的改造,企业道德未见洗心革面,甚至又有明显倾向的新政可资利用,类似的忧虑绝非杞人忧天。
三聚氰胺在食品安全史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逾万名幼童涉险其中,并且数字还在增加。如此重大的伤情前所未有,理所当然要采取最高级别的防范措施。事实证明,这不是不可理喻的苛责,而是行政作为可以也必须达到的境界。因此,由限量三聚氰胺而带来集体疑虑,其间所隐射的不仅仅是对个别事件的不满,还关系到政府能否从具体危机中吸取普遍教训,并始终真诚地履行国家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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