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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9 大国怎样才能崛起-转贴
November 28 中国文化史上的国会纵火案-转贴我的词：好文，值得一看啊。
（一）从巴金说起
1990年3月，1904年出身的政治人邓小平辞去了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一年，邓小平的同龄人兼四川同乡、五四的儿子、著名文化人巴金却没有辞去任何一个职务，他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作协主席、《收获》主编等职务。 是因为他的身体特别好，能够担任这些职务吗？非也，这时以及以后的巴金基本上以医院为家了。“1982年巴金78岁时为捐书，在书房整理图书时摔跤骨折，从此与魔魇交恶；……1994年又一次骨折，从此健康状况江河日下，益发衰弱，开始长期住院。” ①
是因为他的身体特别不好，以至于不会表达“我要辞职”这样的意志？非也，这时以及以后的巴金虽然不能到全国政协、全国作协以及《收获》编辑部上班，甚至也不能履行一个普通编辑的职责，但是他的头脑依然是清楚的，口头或者笔头的表达能力仍然是健全的，用法律语言表示，1990年代的巴金在法律上仍然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
1990年年初，巴金在一部书稿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废品《三同志》，1961年写成，我写了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巴金1990年1月8日”。②
《巴金在线》2002年11月8日报道，巴金侄子李致称：“巴老现在病情相对稳定。他现在能用脑思考，而且能轻微活动。我去看望巴老时，他还认得我，不仅用微笑向我示意，还用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我的手。”③
以上材料表明，从1990年年初到2002年年底，巴金事实上不能上班了，应该辞职了。这时候，巴金完全有能力表达“我要辞职”的意志，但是却一直没有说出或者写出这几个字。这时候，巴金也有能力说出“我事实上已经不是《收获》的主编，所谓‘巴金主编’完全是假话”的真话，但是，他一直没有说出这样的真话。这些，可以说明两个道德问题，第一，文化人巴金不想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任何贡献，不如政治人邓小平；第二，从1994年到2002年，巴金对“巴金主编”这一假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3年以后，据说巴金几乎成了植物人，果真如此，巴金对最后三年的事情不承担责任。
2005年10月，巴金去世了。但是，《收获》杂志社在此后的广告中宣称，2006年的《收获》杂志仍将是巴金主编的。在朱健国提出抗议后，《收获》不仅不认错，反而运动法院做出判决：“《收获》不构成欺诈”。④
为什么巴金讲假话脸不红？为什么《收获》讲假话脸不红？让我们看看文化人的传统吧。
1980第5期的《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呀，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作者自称是一位20多岁的大姑娘，历尽坎坷，却仍然找不到自己的路。一时间，亿万读者为这位潘哓姑娘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各路大侠纷纷撰文为她指点迷津，成千上万的好心人通过《中国青年》向她捐款。但是，多年后，人们才知道，那潘晓其实并不存在，那作者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大姑娘”。然而，26年过去了，被愚弄的人们没有指责《中国青年》造假，造假的《中国青年》也没有任何歉意的表示。总之，愚弄人的人和被愚弄的人都不脸红，这就是传统。这个说假话脸不红的文化人的传统从何时开始的呢？这就不能不说到王敬轩事件。
（二）王敬轩事件的来龙去脉
1918年第3期《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对新文化运动作了若干批评、责难和辱骂。这期刊物同时发表了刘半农的题为《复王敬轩书》的文章，针对王敬轩提出的所有观点逐一加以驳斥和责骂。这两篇文章引起了一场大论战，论战过后，《新青年》及其新文学、新文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保守派、守旧派、观望派彻底失败。从此，《新青年》集团以及《新青年》的传人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导者甚至统治者，他们的主义和文化不久之后通过广州成了中国官方的主义和文化。
那王敬轩何许人也？后来的文献告诉我们，那个反对新文化、辱骂新文化的守旧派王敬轩其实并不存在，不过是《新青年》捏造的靶子罢了。反对新文化、辱骂新文化的憋足文章《文学革命之反响》是《新青年》的编辑人员钱玄同炮制的。钱玄同为何要炮制这样一篇反对自己及其同志的反动文章呢？据说是为了“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人，唤起社会的注意。”⑤请看下面的各种权威解释：
“王敬轩，实无其人，是钱玄同的化名。1918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为了挑起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战，由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新青年’编者的信（即这篇《文学革命之反响》），提出种种理由，反对白话文，拥护文言文。由刘半农复信，加以痛斥。当时人们把这两封信称为‘双黄信’，是五四运动时期新旧文学争论中的著名事件。”⑥这是三联书店的编者关于王敬轩的注释。
“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1917年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并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在五四时期积极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这方面最特出的作品是他代表《新青年》编辑部所写的《答王敬轩》一文。”⑦这是三联书店为刘半农写的注释。ztooo.com
“这一场故意制造的‘论战’，打得十分漂亮，成为‘五四’新闻化运动中一个脍炙人口的生动插曲，也充分表现了钱玄同的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对此，鲁迅曾经予以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在那单是提倡标点符号就有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这‘的确是’一场‘大仗’。”⑧这是河北人民出版社一本书中的解释和评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⑨这是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的的解释。
（三）近年出现的反思
李汝伦在一篇文章中，以《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⑩为小标题，反思了王敬轩事件。李汝伦说：“‘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堂堂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李汝伦认为胡风的一些做法比制造王敬轩事件稍微文明一些，他说：“比这显得文明些的是不屑与之争辨，对方的文章也不屑一看。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骁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
这是王敬轩被骂倒4年之后的1922年发生的事情。笔者以为，胡适之所以比较文明一些，是因为4年前对王敬轩案就保持了距离，原本就比他的同志们稍微文明一些。《新青年》的传人批评说：“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对这出推动文学革命论争开展的‘双簧戏’，却大不以为然，他煞有介事地提出抗议，认为这种有失士大夫身份，‘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11
李汝伦还说：“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此种战法能使挑战一方暴跳如雷，假如对方修养不足的话。更能使学问不足的青年折服，而使对方大丢面子。很象两将交锋之际，一将指对方不合枪法，故退出战场。古代战场上似乎未闻有此情形。”
笔者以为，退出战场恐怕是权宜之计，一旦条件成熟还是要进攻的。当毛泽东发动新一轮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鲁迅的传人便毫不客气、毫不退让、毫不躲闪了，鲁迅的论敌有几个躲过了灭顶之灾？
对王敬轩事件作出反思的还有晓庄学院的邵建，在研究胡适的一篇文章中，他顺便说起了王敬轩，对《新青年》集团的做法作了批评：“提起林纾，就不难想起他的两篇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它们早已经被钉上新文学运动的耻辱柱。但，不要忘了，就文言白话之争，不是林纾骂人在先，而是新文化运动中人骂以叫阵。一个简单的事实，‘桐城妖孽’出笼于1917年，而‘荆生’‘妖梦’已经是1919年了。其间，林纾对新文化中人的回答是很缓和的，他的意思不过是白话和文言两存并宜，西方拉丁文不可废，东方的文言文亦不可废。待至新文化人自感寂寞（连反对者都没有），便自导自演‘王敬轩VS刘半农’（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的双簧，其实是自己攻击自己，然后把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再反过来变本加厉地回击。林纾一步步被‘逼上梁山’。你投之以‘妖孽’，我报之以‘妖梦’，林纾开始出格了。”12
（四）王敬轩事件的性质
李汝伦和邵建对王敬轩事件的分析批评，体现了文化人的良知，是难得的理性反思。但是，他们的批评无疑是给文化领袖们留面子的。
在笔者看来，王敬轩事件对中国文化的危害，对中国人心灵的毒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走向的危害都是极其严重的。
明明是自己骂人，《新青年》集团的人却说对手骂人。那林纾明明是主张白话和文言“两存并宜”的，却被《新青年》集团塑造成反对新文化的妖魔。当时的文化界对白话文运动明明是持观望和宽容的态度，那鲁迅却认为，在当时“单是提倡标点符号就有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那张士钊明明鼓励、资助过文化青年出国留学以寻求新的文化，却被《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塑造成反动的丧家狗、落水狗。如此等等，仅仅用“正经学人所不齿”和“为之一羞”，就能概括得了吗？
没有敌情，就用造假和谩骂制造敌情，把观望说成反对，把不理解说成如丧考妣，把保守说成顽固，把不积极说成反动，把不够光明说成暗无天日，把空气质量不够高说成黑暗的铁屋子毫不透气，把不够矫健说成即将死亡，如此等等，《新青年》集团便获得了裹胁民众尤其是文化青年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特权。这一历史现象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清理和反思，断不能一笔带过。
由于王敬轩事件给《新青年》集团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和无穷的利益，因此它便为渴望获得成功的人们树立了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唱高调下狠手、说假话脸不红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制造冤案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引蛇出洞、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夸大敌情以恐吓民众、恐吓青年的榜样，树立了一个任意欺骗、玩弄读者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如何置持不同意见者于死地的榜样，树立了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如何争夺文化霸权、实现文化专制的榜样。从此之后，中国文化人失去了平等讨论问题的心态，失去了尊重对手的道德自律，失去了尊重事实的法律理念，失去了心平气和的君子风度，失去了和平演进的政治耐心。从此，文化人无权时出言不逊，有权时出手不逊。从此，文革天天有，大小各不同。从此，中国的主流文化实际上成了专制文化，不管在野在朝，文化人及其文化集团，都有了追求专制地位的心态，多以造假和谩骂作为取胜的法宝。从此，中国文化走上了法西斯道路。ztooo.com
现在，不仅搞文学的人造假，搞社会学的、搞史学的、搞经济学的、搞法学的、甚至搞自然科学的也开始造假了，教授博士们争相以造假为荣，这不能说与王敬轩事件没有关系吧？
在人类历史上，可以与王敬轩事件媲美的，恐怕只有德国纳粹党人制造的国会纵火案了。那德国共产党确实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人家毕竟没有干过火烧赵家楼那样的事情，人家毕竟不是暴徒。没有敌情，便制造敌情，由纳粹党人冒充共产党人火烧国会大厦，于是德国共产党便成了暴徒，然后顺理成章地予以消灭。这就是国会纵火案，这就是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开始。
不习惯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以及对白话人不理解、不热心的人确实存在，但是，他们毕竟没有谩骂主张白话文的《新青年》集团，没有如丧考妣，更没有对《新青年》集团“恨不得食肉寝皮”，怎么办？没有敌情，便制造敌情。于是，由《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冒充反动派写信给《新青年》，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一副要食肉寝皮的模样。于是，反动派就被塑造出来了。于是，一切怀疑者、一切观望者、一切不积极者都成了反动派，顺理成章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这就是王敬轩事件，这就是文化法西斯的开始。
刘大生 2006年5月22日于南京求稗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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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向宝云：《巴金之死与知识分子之思》。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9517
② 陈思和：《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b/07-bajin/zl_04.htm
③ 彭志强、张晓禾：《巴金侄儿披露巴老近况》。http://www.haopeng.com/bajin/news/20021108b.htm
④ 朱健国：《“朱健国告收获一审败诉”内幕》。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 ... =%D6%EC%BD%A1%B9%FA
⑤ 王 彧：《师大逸事——钱玄同》。http://www.bnu.edu.cn/alumni/xiaoqing/sdys/qianxt.htm
⑥ 《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7月版，第114页。
⑦ 《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7月版，第98页。
⑧ 姚维斗主编：《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⑨ 《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卷，第433页。
⑩ 李汝伦：《似淡却浓〈学衡〉云烟》。《书屋》，2004年第11期。
11 姚维斗主编：《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12 邵建：《87年前那场师生恩怨——解密胡适是否因私怨开除学生》。《新京报》2006年5月8日，C06-C07版。 我国的犯罪性价比 ——转自韩寒
November 24 或许有用：人物周刊访郎咸平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但是这次暴露的危机，我认为是我国的整个主导思想是错误的。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 人物周刊：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到现在，你认为公众对你有误会？ 郎咸平：公众对我没有误会。这几个月我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是希望事情能淡一下，需要整个社会的反思。同时，讲句良心话，我也希望专家和学者，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批评这件事，也要容许别人来反向批评，这是件好事。我不成为媒体的焦点，总希望让别的人来多谈话，这个讨论才有意义嘛。为什么这么小的事能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魅力，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整个社会不安的情绪，这是你们能看出来的。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把焦点放在郎咸平喜-欢个人炒作，那我觉得真是太悲哀了。郎咸平只是一个棋子，只是一个社会大众发泄不满的出气口而已。 人物周刊：其实你谈到的问题，秦晖先生在10年前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这一次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郎咸平：其实不只秦晖，很多人也讲过。为什么到今日才引起重视？因为日积月累的结果，到了今天特别严重。我不否认我提出的方法是绝对引人入胜的方法，谈到一个最-著名的企业，用案例的方式，说明他们如何转移国有资产。这个方法当然比较符合社会大众的口味。但是这算不算是我个人炒作呢？当我提出这个案例以前，我大概是唯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利益团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我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这三篇。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类流失问题会在-社会大众里产生如此激烈的情绪反应，这些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当时甚至认为，写完这三篇文章之后，很可能没有人关注，而且这是很强烈的感觉，因为这只是学术论著-。 这次争论不断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缠来纠缠去，我都听烦了，我都不作回应，你说我回应什么呢？都是无关的事情，有什么好回应的？如果对于国资流失改造，如何增加效-率，这是学术讨论，我会回应。结果都不是，你叫我怎么回应？任何一个专家学者发表评论，到最后都要经过社会的检验。那我现在认为是让社会来检验我每一个发言的时-候。 人物周刊：这次大讨论，区别于大多经济学家，社会大众、特别是网民给予了你很大的支持，怎么理解这种支持？ 郎咸平：这次风潮过了，我有很深的感触。当网友写评论的时候，我很仔细看，我想看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水平，大众对这个事情到底认识清不清楚。专家学者的批评我-是不太看的，让助理综合一下摘要。比如意识形态方面，郎咸平是不是在哗众取宠，反正都是对我个人动机的猜测，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但是，网民的反应我非常仔细地看，坦白讲，我很感慨也很感动，我呼吸的脉络和社会大众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社会大众对我理论的了解远远在专家学者之上。甚至当别人-批评我时，网民替我回答。批评者说，郎咸平说停止产权改革我们是不赞成的，网民马上说，郎咸平从来没有说过停止产权改革。他们了解得多么透彻，而且透彻到什么地-步呢，他的回答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经过这个讨论，我发现社会的舆论走向究竟还是取决于民意，而不是取决于所谓的专家学者。我从来没有对社会大众给予过如此高的-评价，但这次社会大众所展现出来的强劲的生命力，对社会不公正的呐喊，以及对强权压迫的反击，让我深有感触。所以，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有的人说郎咸平不了解中国，他搞错了。了解中国不一定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人物周刊：网友这种一面倒的支持蕴含了什么？ 郎咸平：我必须绝对强调一点，我个人的魅力是非常小的。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是社会的不满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爆发的热度。用经济活动中一种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保姆理论"，就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自己的判断。贵刊这次评为我"年度人物"，说真的，我心里-没有任何喜悦的感觉，我反而感到我的贡献可能被夸大了。我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然后让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反思，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整个争论从头到尾，你有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观点，有没有反思过？ 郎咸平：不可能有改变，不可能有反思，这是我几十年学术的积累，做出的结果，怎么会有反思呢？我将来一定会继续坚持我的理念，这不是一个想法。学术观点无所谓对-与错，不同环境之下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我的观点在美国是不适应的，那在美国就不正确了？思想的问题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适不适应时代的问题。我认为我这个想-法目前是最适应中国的，至于正不正确不是我所考虑的。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坚持认为，你的观点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 郎咸平：对。你觉得呢？ 人物周刊：那么多学者站出来反对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郎咸平：坦白讲，我不太清楚。我不是局内人，媒体做过很多揣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宁愿把它当成学术讨论好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不发言的原因。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学术上反对我，是在意识形态上、从动机上反对我，不是学术讨论的范围。 人物周刊：看到这么多反对者的批评，你心里怎么想？ 郎咸平：坦白讲我还是比较尊重他们的发言，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如果不尊重的话，早就泼妇骂街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环境，而且有不同的利益团体，这点我没有-资格批评。第一眼看到他们批评的时候，我有点吃惊，很突然。但马上开始虚心接受。我如果不接受的话，这么长时间我不会毫不动怒，毕竟我是个凡人。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突破，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绝对不比民企差 人物周刊：郎教授，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你认为到底哪里错了？ 郎咸平：一个政府，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企业政治结构，要看这个国家的民族性，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英国的产权改革，大家都没有完全搞懂。它产权结构-是不变的，绝对是国有股，在这种情况下，招聘职业经理人来做，当然行政命令是退出的，做得不好，下课，换人；做得好，上市，把这些业绩极为良好的工商企业卖给社-会大众。这就是英国偿富于民的最重要的改革理念，而不是卖给私人。而且他们把最好的国有企业拿去上市，在每一个老百姓都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上市，所以它直接把财-富从国家手中转到社会大众手中，而不像我们，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大家再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产权改革，应该理解我国的产权改革方向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什么是符合世界潮流呢？要把社会资产还给社会大众，而不是-个人。产权改革不得到老百姓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动荡的开始。 人物周刊：你"破"了这么多，那么"立"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对国企产权改革有何建设性思路？ 郎咸平：我如果没有"立"的话，就不会谈这个问题。我认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国企目前产权不变的情况下，行政命令退出，在二级市场找职业经理人-来做，在竞争领域和民营企业同台竞争，资源性垄断行业收归国有。这是我认为在现阶段比较有效率的方法，而且从世界历史来看，这种形态是最符合中国现状的。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绝对不比民企差。 最有效的事是最简单的。千万不要小看我所提出的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今天的产业改革，是践踏国有资产，践踏产权。不要把国家产权看得一文不值，国家产权如果能被-所谓的国退民进，MBO，如此践踏的话，民企哪有信心，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呢？一个不尊重产权的社会，不管是国有的，还有私人的，你的产权就会受到破坏。-我保护国有产权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当你不准践踏国有产权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践踏私有产权。今天说郎咸平保护国有产权，那太小了，而是郎咸平保护所-有的产权。我不是民营企业家的敌人，而是真正地帮助他们。 任何职业经理人都是"保姆"。只有充分地尊重产权，职业经理人才能成为一个好保姆。世界500强，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在做的？欧洲的产权改革，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做的？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还需要多讲吗？ 人物周刊：反对者并没有否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只是重要性不如产权改革。 郎咸平：他们把这个问题看得太小了。我们一直围绕着产权，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事实上，我的切入点，更超脱一层。我们今天要确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尊重国有产权，也-要尊重私有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放心大胆地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这才是强国的根本。他们对职业经理人制度认识是不清楚的。这不是讨论交通规则，不是选-举，这是几十年的积累，只能表达，不能辩论，这是对思想的尊重。辩一辩就改变，那叫什么思想啊。 在现阶段，国有企业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主流，这个阶段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民心之所向。我比较赞成的是英国式改革，国有企业做好了卖给大众。可是，要像英国一样改革-，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英国一样高效率的股票市场。所以我认为现阶段的做法就是让国有企业效率提高，行政命令退出国企，由职业经理人来做。产权是国家的，在这种-理念之下，国有股控股，但不干涉企业运作，这样和英国、美国的大众持股公司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人物周刊：用"国有资产被窃取"这一问题来阻止非国有化改革，那是郎咸平真正的目的，因为他确信国有企业应该保留，并且他更欣赏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对于-这样的评价，你如何看？ 郎咸平：我讲得很清楚，我是不赞成民营化的，不赞成非国有化改革，这种把老百姓的资产转到私人手中，我一向是反对的，还有所谓的MBO。至于我更欣赏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那是他在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讲过，国有企业是好的，民营企业是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阶段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我相信国-有企业改换思维，用我这套方法，一定不比民营企业差。 精英政府才有法治，我主张的强权是以民为本的强权，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 人物周刊：究竟如何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郎咸平：目前只能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人物周刊：你反对主导我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你似乎说过主张大政府主义。 郎咸平：所谓大政府主义我并没有在很多场合作更多发言，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惹出更多的麻烦和误会。你以为我们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讲的民营经济、自由、民主、选举、议会、小政府，会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吗？这些理论是对美国或欧洲政治体制肤浅的看法，这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最危险的地方。-如果这些能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的话，请你看看现在的菲律宾，它曾是美国的殖民地，复制了美国的所有制度，包括议会、选举、民营经济、民选政府，最后，这个上世纪-50年代亚洲的超级强权，它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作女佣。为什么？因为政府在还没有完成法治化之前就极早地退出了市场。这造成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政府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政府是建立法治化的唯一来源，法治化通过民营企业家，学者建立，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强制政府才有法治。 美国的法治什么时候建立的？1890年哈里逊总统搞了反托拉斯法，一直到1932年完成了证券交易法，整个法制建设是在美国大政府时期完成的。当建立好一个良好-的法治后，每一个社会的经济个体都能按照游戏规则来游戏，不会侵害到别人利益，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做好上市公司，不要侵害中小股民，该作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候-，政府才能退出，中产阶级才能被建立起来。政府过早退出，带给一个国家的绝对是悲剧不是喜剧。 民主是要循序渐进的，没有法治，没有规则，民主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操纵政府。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不都是这样吗？你要选举，要钱啊，钱从哪来，必须-从企业家那里来，他给你钱选总统，选上总统以后选总理，他在幕后操纵，就是这么简单。 辛亥革命有100多年了，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个错误的方向，民主和议会选举，错了，如果从那时开始，我们就能建立一个强权社会，由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法治化，像德国-、法国一样，今天的中国早就是一个超级强国，早就不需要走这么多弯路了。所以，我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的理念，这是误国误民。 人物周刊：你的终极目标还是不反对实现民主。 郎咸平：当然不反对，因为我自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跟别人的不同在于，我彻底地了解世界历史，彻底了解什么叫民主。我希望以民为本，以老百姓来考量国家，我-何尝不希望自由民主？任何过早进行民主化，自由化，没有成功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成功的？ 人物周刊：一旦建立强权政府，就能保证民主的实现？ 郎咸平：强权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完成法治化，就有游戏规则了，在股票市场上就不存在剥削了。像美国一样，每个人都不应该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就-可以退出了，为什么美国是小政府，因为美国大政府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法治化。我们还没有建立法治化，怎么能跳到小政府呢？ 人物周刊：那中国五千年的大政府呢？ 郎咸平：那是人治。全世界法治化是从19世纪开始，法治化是任何一个强国必须要走的道路。没有法治化建设，谁控制了权力，谁就控制了财富。今天为什么有很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谁跟权力接近，谁就能获得比别人更早一步的致富的机会，这是公平现象吗？现在的产权改革是公平的吗？做了国企老总，实现了MBO，你就致富了，这-是公平的吗？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去不了的民族悲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任务太重要了，要抛开这个历史悲剧前行，和国际接轨，推进国家进入法治时代，为下一代着想。这-是阶段性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什么事情都要循序渐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人物周刊：那你如何解释苏联，这也是一个强权政府，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呢？ 郎咸平：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当时的强权是人治的强权，扼杀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是齐头的平等，而不是足底的平等。每个人80块一个月，每个人都没有创造力，任何经-济个体都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最大才华创造财富。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把枷锁拿掉了，但走向另一个极端，个人完全发挥创造力，没有法治。所以我们要回到中间。每个人的创造力必须受限于法治化的环境，要在法治化规-定的角色里尽量发挥，不能侵犯到别人。这是我理想中的状态。我绝对不是要回到人治的时代，那是错误的。 我主张的强权是以民为本的强权，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像这次产权改革，而是增进全民福利，提高国家财富。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如果-牵扯到了利益团体，一定是不公平的，会造成社会动荡。中立的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这样才能主导一个中立的法律，以大众利益为准，这是一个原则。 人物周刊：在这次产权改革争论开始时，你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郎咸平：对，一开始并没有提到，我认为太早了。但现在我发现社会大众已经有足够的水平来接受我这种更进步的理念，强国理念。（反复看窗外的十字路口）你看我们现-在交通乱成这个样子，你不感到惶恐吗？慢车道跑到这里停，快车道跑到那里去右转。这个叫纪律吗？这样的国家是强权吗？不经过法治的建设，怎么能导向正统？ 一定要写清楚，我主张的不是人治的强权，不要让人说郎咸平带回文化大革命。在现阶段，应该强化中央集权，这个阶段过了，我们下一代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一代该-做点牺牲吧。 人物周刊：你受哪一种思想影响最深？ 郎咸平：我受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影响很深。哈耶克，他是中国现代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鼻祖，我在大学时代和他通过几次信，对他个人无比的崇拜。当时认为民主自由是-治国的经典。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我发现这只是一个结果（连续地笑）。过程必定是1932年以前的美国大政府，俾斯麦的德国政府，法国的拿破仑时代，那才是一-个开始。 人物周刊：一般人会觉得很奇怪啊，依你个人的经历怎么会主张大政府主义？ 郎咸平：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绝对不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任何的好感。大学时代我就研读新自由主义学说，哈耶克的所有著作，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看得都是原文。我出生于台湾蒋介石时代，但一直无法解释，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一个威权统治的时代，却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这完全不合理。等到-有了民主的时候，反而是台湾经济最落魄的时代，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因此我明白，自由民主只是一个结果，到了一定阶段才能实现，台湾就是过早地实现了民主，带来-的是民生凋敝。 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这场争论到此结束了吗？ 郎咸平：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但是这次暴露的危机，我认为是我国的整个主导思想是错误的。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 人物周刊：那你就是反对目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 郎咸平：当然是，因为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以学术成就，影响力而言，我才是主流。我是真正彻底地了解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才讲这个话，所以类似的观点才应-该成为主流。我从来不承认我是非主流，我就是主流，虽然我就只有一个人。（大笑） 人物周刊：一个人的主流，不觉得力量单薄吗？ 郎咸平：无所谓嘛，一个学者难道不为自己的信仰而战？我对对方也挺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辩论过，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 人物周刊：几天前你说过："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指什么样的作用？ 郎咸平：对啊，现在我不是正在谈嘛。我认为现在是谈治国理念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但是我突然想到，你这个观点是不是偏左？ 郎咸平：哎呀，这个不重要了。你能说德国、法国是左派吗？你能说美国是左派吗？这只是一个阶段性。这个阶段性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左派的味道，我是为了右派而左派，-不是为了左派而左派，并不是以后要搞共产主义，我追求的是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主经济，民主自由。与其说是左派，不如说现阶段是左派，未来是右派，更好一-点。这就是我跟左派经济学家保持那么远的距离，不要让人误会我是左派经济学家。你说，我是左派，那不可笑吗？（一连串笑声） 人物周刊：如果非要用一个标签的话？ 郎咸平：那我是一个经世致用的经济学家。 人物周刊：上次接受我们采访时你说，仅仅得到网民的支持，也是一种悲哀。 郎咸平：一个政策推行的话，需要得到整个国家的认同，老百姓认同了，政策不改，那不等于白忙一场吗？ 人物周刊：也有启蒙的作用啊。 郎咸平：走到这一步把自己当启蒙，那不是很悲哀吗？你不能改变，只能有启蒙作用，那真的是林觉民了（笑），我何尝不想做改变呢？我想得到的不应该只是网民的支持-，应该是整个国家的支持。 人物周刊：你的治国理念什么时候能成为主流？ 郎咸平：（沉默）我不知道（肆意大笑）。 November 22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不会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公布之前就声明 说：即使丹纳士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相反，因为新的检查令允许对已经颁 布的法律进行讨论，哪怕这种讨论和政府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一 检查令本身谈起。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 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的。 当然，对于检查令序言中所表述的一般倾向，每个人都只能表示赞同： “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王 陛下曾于本月１０日下诏王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国 王陛下承认公正的、合乎礼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并授权我们再度责 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第２条的规定。” 当然！既然书报检查是必要的，那么公正的、自由的书报检查就更加必要了。 可是，这里有一点马上就会使人们感到有点诧异，那就是上述法律的日期。该 法律颁布的日期是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怎么？难道这是一项由于时势所迫而 废除了的法律吗？看来不是，因为现在不过是“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必须遵守这 一法律。由此可见，这一法律１８４２年以前一直存在，不过没有实施罢了。正因 为如此，现在才又提起它，“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 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 尽管有了法律，但是新闻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未经许可的限制，这 就是从上述书报检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结论。 上面的话是针对法律，还是针对书报检查官呢？ 我们未必有理由能肯定说是后一种情况。在２２年当中，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 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 书报检查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 为。在组织完善的、以自己的行政机关自豪的普鲁士国家里，政府高级官员的这种 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一贯的不忠诚的行为，难道可能发生吗？还是国家总是盲目 地挑选最无能的人去担任最艰巨的职务呢？最后，也许是普鲁士国家的臣民已根本 不可能起来抗议这种违法的行为吧？难道普鲁士的所有作者都如此愚昧无知，连与 自己生存有关的法律也不知道吗？还是他们的胆子太小，竟不敢要求实施这种法律 呢？ 假如我们把过错推在书报检查官身上，那么这不仅会败坏他们本身的名誉，而 且会败坏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作者的名誉。 况且，如果书报检查官二十多年来一直进行无视法律的非法活动，那就会提供 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新闻出版需要的是别的保证，而不是给如此不负责任的人物 发出的这种一般性的指令。那就会证明书报检查制度骨子里隐藏着一种用任何法律 都无法消除的根本缺陷。 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官很中用，不中用的是法律，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度求 助于法律去反对正是它本身所造成的祸害呢？ 或者，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才需要把制度 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 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 的公众的注意力。 对事物本身的愤恨就会变成对某些人的愤恨。有些人以为人一变换，事物本身 也就会起变化。人们的注意力就从书报检查制度转移到了个别书报检查官身上，而 那一伙专看官方眼色行事的卑劣作者，便放心大胆地反对那些不受宠幸的人，对政 府却称颂备至。 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困难。 某些报纸的记者认为，书报检查令就是新的书报检查法令。他们错了，不过他 们的这种错误是情有可原的。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的书报检查法令只应当暂时 有效，即到１８２４年为止有效，如果不是现在的书报检查令告诉我们上述法令从 来没有被实施过，那么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项临时性的法律。 １８１９年的法令也是一项过渡性措施，不过，当时规定了一定的期限——五 年，可以期望颁布永久性法律，而新的检查令却没有规定任何期限；其次，当时期 望颁布的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而现在期望颁布的则是关于书报检查的法律。 另一些报纸的记者则认为，这个书报检查令是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的翻新。检查 令本身将驳倒他们这种错误的看法。 我们认为，书报检查令是可能要颁布的书报检查法的精神的预示。在这一点上， 我们是严格遵循１８１９年书报检查法令的精神的，根据这一法令，邦的法律和命 令对新闻出版具有同样的作用（参看上述法令第１６条第２款）。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检查令。 “根据这一法律〈即根据第２条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 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规定：这就是严肃和 谦逊的探讨。这两个规定要求探讨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无宁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 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硬要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个莫名其妙 的第三者身上。可是，如果探讨老是去注意这个由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者，难道 它不是会忽视真理吗？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义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 望吗？假如我必须记住用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我不是会忘记谈论事物本身 吗？ 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检验 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那么是对谬误吗？ 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谬误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 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就是规定在探讨时要对得出结论感到 恐惧，它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 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 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风格如其人。”可是实际情形 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 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 情！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无理的要求脸红，而宁愿把自己的脑袋藏到罗马式长 袍里去呢？至少可以预料在那长袍下面有一个丘必特的脑袋。指定的表情只不过意 味着“强颜欢笑”而已。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 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 —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 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 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 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 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 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 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 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也许，这 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 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书报检查官都变成天才。况且，天才的谦逊当然不 像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 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 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 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其次，根据特利斯屈兰·善第所下的定义：严肃是肉体为掩盖灵魂缺陷而做出 的一种虚伪姿态。如果严肃不应当适合这个定义，如果严肃的意思应当是注重实际 的严肃态度，那么这整个规定就会失去意义。因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 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 的不谦逊。 严肃和谦逊！这是多么不固定的、相对的概念啊！严肃在哪里结束，诙谐又从 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书报 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给书报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者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 是错误的。要是你们想在自己的美学批评中表现得彻底，你们就得禁止过分严肃和 过分谦逊地去探讨真理，因为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辣 的讽刺。 最后，这是以对真理本身的完全歪曲的和抽象的观点为出发点的。作者的一切 活动对象都被归结为“真理”这个一般观念。可是，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 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 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象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 哪怕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 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 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 着对象而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摆出严肃的样子；当对象令人讨 厌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是谦逊的。这样一来，你们就既损害了主体的权利，也损害 了客体的权利。你们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裁判官。 也许不必去为这些玄妙的玩意儿伤脑筋？对真理是否干脆就应该这样去理解， 即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可是由于礼节 关系又不能完全取消的第三者？看来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因为探讨一开始就被认 为是一种同真理对立的东西，因此，它就要在可疑的官方侍从——严肃和谦逊（当 然俗人对牧师应该采取这种态度）的伴随下出现。政府的理智是国家的唯一理性； 诚然，在一定的时势下，这种理智也必须向另一种理智及其空谈作某些让步，但是 到那时，后一种理智就应当意识到：别人已向它让了步，而它本来是无权的，因此， 它应当表现得谦逊而又恭顺，严肃而又乏味。伏尔泰说过：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 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但在这里，乏味的体裁却是独一无二的体裁，只要指出 《莱茵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恢复那 美好的旧式的德国公文体裁呢？请随意写吧，可是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必须同时是 对自由的书报检查机关的阿谀奉承之词，而书报检查机关也就会让你们那既严肃又 谦逊的言论顺利通过。可千万不要失去虔敬的意识啊！ 法律强调的并不是真理，而是谦逊和严肃。因此，一切——严肃，谦逊，首先 是真理，都会引起怀疑，因为在这种真理的不确定的范围背后，看来还隐藏着一种 非常确定、非常可疑的真理。检查令接着指出： “因此，无论如何不应该按照某种心胸狭隘的、超出这一法律界限的意旨来实 行书报检查。” 这一法律首先指的就是１８１９年法令的第２条，可是检查令接着又援引了这 个书报检查法令的总的“精神”。要把上面的两种规定结合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 书报检查法令的第２条就是该法令的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它的其余各条则是这种精 神的更具体的划分和更详尽的规定。我们认为，对上述精神的以下几种表述最能说 明这种精神的特征： 第７条：“科学院与各大学到目前为止所享有的免受书报检查的自由，在今后 五年内将被取消。” 第１０款：“本临时决议自即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之前，联邦议会应 切实研究通过何种办法才能够实施联邦条例第１８条中提出的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 各项统一规定。随后就应该对德国境内新闻出版自由的合法界限作出最后决定。” 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新闻出版自由，它就取消这种自由，哪里应当实 行新闻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查使这种自由变成多余的东西——这样的法律不 能认为是有利于新闻出版的。上述的第１０款也干脆承认，暂时用书报检查法来代 替联邦条例第１８条中提出的、可能有一天要实行的新闻出版自由。这种移花接木 的做法至少表明，时势要求对新闻出版加以限制，法令就是由于不信任新闻出版界 而产生的。为了替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辩解，甚至硬说这是一项有效期限只有五年 的临时措施，可是，遗憾得很，它的有效期限竟达２２年之久。 从检查令的下面一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检查令是如何陷于自相矛盾的，它 一方面不允许按照超出法令界限的意旨来实行书报检查，但另一方面又规定书报检 查应当超出这种界限：“当然，书报检查官也可以允许人们坦率地讨论国内事务。” 书报检查官可以这样做，但不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不是非做不可的。仅仅这种慎 重的自由主义就已经非常肯定地不仅超出了书报检查法令的精神，而且也超出了它 的特定要求。旧的书报检查法令，即在检查令中引用的第２条，不仅不准坦率地讨 论普鲁士的事务，甚至也不准坦率地讨论中国的事务。检查令这样解释：“凡对任 何国家中存在的图谋推翻国家制度的政党作赞许的叙述的一切企图，均属于这一范 围”，即属于破坏普鲁士邦和德意志联邦４６其他各邦的安全的范围。在这种情况 下，难道还允许对中国或土耳其的国内事务进行坦率的讨论吗？既然如此遥远的情 况都威胁着德意志联邦的脆弱的安全，那么每一句对内部事务表示不满的话又怎能 不威胁它的安全呢？ 这样一来，检查令在自由主义方面就超出了书报检查法令第２条的精神（超出 的内容以后就会清楚，不过，既然这种超出被说成是法令第２条的结论，那它在形 式上就是值得怀疑的，其实检查令只明智地引用了法令第２条的前一半，但又责成 书报检查官按照第２条条文本身办事），而在非自由主义方面，检查令也同样超出 了书报检查法令的范围，它在对报刊的旧有的限制之外又加上了新的限制。 上述书报检查法令的第２条指出： “它的〈书报检查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 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 １８１９年，理性主义还占统治地位，这种理论把一般的宗教理解为所谓理性 的宗教。这种理性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书报检查法令的观点，可是这个法令太不彻底， 它的目的是要保护宗教，但它的观点却是反宗教的。这种把宗教的一般原则同它的 实际内容和规定性分割开来的做法，正是同宗教的一般原则相抵触的。因为每种宗 教都认为，它同其他各种特殊的、虚构的宗教的区别，正在于它的特殊本质，正是 由于它有这种规定性，它才是真正的宗教。新的书报检查令在它引用的第２条中省 略了附加的限制条文，根据这一条文的规定，个别宗教党派和教派都不享有神圣不 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如此，检查令还作了如下的解释： “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忍。 ” 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绝口不谈基督教，相反，它把宗教同所有个别的宗教党派和 教派区别开来。新的书报检查令则不仅把宗教改成了基督教，而且还加上了某一教 理几个字。这就是我们那种已经基督教化的科学的滑稽产物！新的书报检查令又给 新闻出版造好了新的枷锁，谁还能否认这一点呢？据说，既不能一般地反对宗教， 也不能特殊地反对宗教。或者，你们也许以为，“轻佻的、敌对的”这几个字眼已 使新的锁链变成了玫瑰花环吧？轻佻、敌对，说得多么巧妙啊！“轻佻的”这个形 容词是要求公民行为端庄正派，这是一个对众人公开的字眼，“敌对的”这个形容 词则是对书报检查官偷偷地说的，它是“轻佻”在法律上的解释。在检查令中我们 还能找到许多玩弄这种巧妙手法的例子：对公众用的是一套主观的、使人面红耳赤 的字眼，对书报检查官用的则是另一套客观的、使作者不禁脸色发白的字眼。盖有 封印的上谕简直也可以用这种手法谱成乐曲了。 书报检查令陷入了多么令人惊奇的矛盾！只有那种不彻底的攻击才是轻佻的， 这种攻击只针对现象的个别方面，由于它本身不够深刻和严肃，因而不能涉及事物 的本质；正是仅仅对特殊事物本身的攻击，才是轻佻的。因此，如果禁止对一般基 督教的攻击，那么，只有对它的轻佻的攻击才是许可的了。相反，对宗教的一般原 则，对宗教的本质，以及对特殊事物（就它是本质的表现而言）的攻击，都是敌对 的。攻击宗教只能采取轻佻的或者敌对的方式，第三种方式是不存在的。当然，检 查令的这种不彻底性只是一种假象，因为这种不彻底性的立足点就是这样一种假象： 似乎对宗教进行某些攻击也是许可的。但只要不带偏见，一眼就可看出这种假象只 是一种假象而已。对于宗教，既不能用敌对的方式去攻击，也不能用轻佻的方式去 攻击，既不能一般地去攻击，也不能特殊地去攻击，这就是说，根本不许攻击。 可是，如果同１８１９年的书报检查法令有明显矛盾的检查令要给哲学方面的 书刊带上新的枷锁，那它至少应当表现得很彻底，能使宗教方面的书刊摆脱以前理 性主义的法令加在它身上的旧枷锁。因为该法令曾宣布书报检查的目的也是“反对 把宗教信条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混乱”。新的检查令虽然非 常慎重，在自己的解释中对这一规定只字未提，但在引用法令第２条时仍然采纳了 这一规定。什么叫作把宗教信条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呢？这就是说，要让宗教信条 按其独特的本性去决定国家，也就是说，要使宗教的特殊本质成为国家的准则。旧 的书报检查法令有权反对这种概念混乱，因为它允许批评特殊的宗教，允许批评这 种宗教的特定内容。但旧法令依据的是你们自己所蔑视的、平凡而肤浅的理性主义。 而你们这些甚至把国家的个别细小方面都建立在信仰和基督教上的人，你们这些希 望建立基督教国家的人，怎么还能够提出要书报检查避免这种概念混乱呢？ 政治原则和基督教宗教原则的混淆已成了官方的信条。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解 释一下这种混淆。如果只谈作为公认的宗教的基督教，那么在你们国家里就有天主 教徒和新教徒。他们都会向国家提出同样的要求，就像他们对国家都负有同样的义 务一样。他们会撇开自己的宗教分歧而一致要求：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 的实现。可是，你们却想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如果你们的国家成了一个路德派的 基督教国家，那么对天主教徒来说，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一个并非他们所属、必然会 被他们当作异端教会加以屏弃的教会，成为一个内在本质同他们正相抵触的教会。 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们把基督教的一般精神说成是你们国家的特殊精神，那么 你们就是从你们所受的新教的教育出发来决定什么是基督教的一般精神。虽然最近 的事态已向你们表明，政府的个别官员划不清宗教和世俗、国家和教会之间的界限， 但是你们还在决定什么是基督教国家。关于这种概念混乱，不应当由书报检查官作 出决定，而应当由外交家去谈判。最后，如果你们把某一种教义当作无关紧要的教 义而加以屏弃，那你们所持的就是异端的观点。假如你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一般的 基督教国家，那你们就是以委婉的方式承认它是非基督教国家。因此，要么你们根 本禁止把宗教搬到政治中去（但是你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你们想使之成为国家支 柱的并不是自由的理性，而是信仰，对你们来说，宗教就是对现存事物的普遍肯定） ；要么你们就允许把宗教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二者必居其一。让宗教按照自己的 方式去从事政治吧，可是你们又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在你们看来，宗教应当支持世 俗的事物，但是，世俗的事物可不要受宗教支配。你们既然把宗教搬到政治中去， 那么，企图按照世俗的方式规定宗教在政治中应当以什么姿态出现，这是不折不扣 的、甚至是反宗教的狂妄要求。谁由于宗教的冲动而想和宗教结合在一起，谁就得 让宗教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决定权。或者，也许你们把宗教理解为对你们自己的无限 权力和英明统治的崇拜吧？ 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正统精神还以其他方式同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的理性主义发生 冲突。旧的法令把制止“损害道德和良好习俗的行为”也列为书报检查的一项任务。 检查令则把这一处当作法令第２条的引文加以引用。但是，如果说检查令的解释在 宗教方面作了某些补充，那么在道德方面这个解释却漏掉了某些东西。对道德和良 好习俗的损害变成了对“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道 德的道德，作为这个世界（它受自己的规律支配）的原则的道德正在消失，而代替 本质的却是外表的现象、警察的尊严和传统的礼仪。谁该得到荣誉，就把荣誉给谁，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彻底性。道地的基督教立法者不可能承认道德是一种本 身神圣的独立领域，因为他们把道德的内在的普遍本质说成是宗教的附属物。独立 的道德要损害宗教的普遍原则，宗教的特殊概念是同道德相抵触的。道德只承认自 己普遍的和合乎理性的宗教，宗教则只承认自己特殊的现实的道德。因此，根据这 一检查令，书报检查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 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要损害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 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书报检查制度所进行的令人讨厌的革新，一方 面表现为它的道德良心的减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它的宗教良心的大大强化；现在 我们撇开这种讨厌的革新不谈，再来看看比较令人高兴的东西——让步。 “由此特别可以得出结论说，凡对整个国家管理机关或个别部门作出评价的作 品，凡根据业已颁布或尚待颁布的法律的内在价值对这些法律进行讨论、揭露错误 和缺点、指出或提出改进办法的作品，只要措辞合乎礼貌，倾向善良，就不能仅仅 因为它们不符合政府的精神而拒绝发表。” 探讨要谦逊和严肃，这是新检查令和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的共同要求，可是，新 检查令认为，措辞合乎礼貌和内容真实同样都是不够的。对于检查令来说，倾向才 是它的主要标准，而且是它的贯穿始终的思想，但是在法令中甚至连“倾向”这个 字眼也找不到。这种倾向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新的检查令只字未提。可是，从下面 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对检查令来说，倾向是多么重要：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 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这两种 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 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 这样一来，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追究 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在罗伯斯比尔执政 时期，国家在危急情况下所制定的就是这样的法律，在罗马皇帝们在位时期，国家 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也是这样的法律。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 的思想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实际认可。与其把我要留胡子的 想法当作剪胡子的标准，倒不如像那位俄国沙皇所做的那样，干脆让御用的哥萨克 人把所有人的胡子统统剪掉。 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 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 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的东西，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 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 可是，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在行动以外所想的。所 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一种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 我可以随便挣扎，设法摆脱困境，但是事态决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我的生 存遭到了怀疑，我的最隐秘的本质，即我的个性被看成是一种坏的个性，而且由于 这种意见我要受到惩罚。法律之所以惩罚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我 没有做坏事。其实，我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我的行为并不违法，只是由于这一 点，我就迫使好心肠的、善意的法官去追究我那非常慎重、并未见诸行动的坏的思 想。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 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 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 特权。一些人有权干另一些人无权干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缺乏什么客观品质 （像小孩子不会缔结条约那样），不，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们的善良意图，他们 的思想遭到了怀疑。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 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可是，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 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 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 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无思想 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龊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 那么怎样才能使这种法律付诸实施呢？这要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气愤的手段 ——侦探，或者通过认为所有写作流派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种事先协定，由此， 当然又要追究某人是属于哪一种流派的。在追究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同内 容相矛盾的，颁布这一法律的政府疯狂地反对它本身所体现的东西，即反对那种反 国家的思想，同样，在每一种特殊的场合下，政府对自己的法律来说就好像是一个 颠倒过来的世界，因为它用双重的尺度来衡量事物。对一方是合法的东西，对另一 方却是违法的东西。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被这些法律奉为准则的那种东西的 直接对立面。 新的书报检查令也陷入了这种自身固有的对立之中。它在指摘新闻出版界时痛 斥为反国家行为的一切事情，它自己全都照干不误，并且以此作为书报检查官应尽 的职责，这样，它就陷入了矛盾。 譬如，检查令禁止作者怀疑个别人或整个阶级的思想，但是同时它又允许书报 检查官把全体公民分成可疑的和不可疑的两种，分成善意的和恶意的两种。新闻出 版被剥夺了批评的权利，可是批评却成了政府批评家的日常责任。但事情并不限于 这种本末倒置。在报刊内部，反国家的因素在内容方面表现为某种特殊的东西，在 形式方面则是某种普遍的东西，即要交给公众评判的东西。 可是，现在事情颠倒过来了：现在，特殊的东西在内容方面表现为合法的东西， 而反国家的东西却表现为国家的意见，即国家法；就形式而论，反国家的因素现在 表现为一种普遍光芒照不到的、远离公开自由的发表场所而被赶进政府批评家的办 公厅里去的特殊东西。又如，检查令想要保护宗教，同时又破坏了所有宗教的最普 通的基本原则——主观思想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检查令宣布，心灵的法官是书 报检查官，而不是上帝。又如，检查令禁止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作出败坏其名 誉的判断，可是它又使你们每天都忍受检查官作出的侮辱性的、败坏你们名誉的判 断。又如，检查令想要消灭居心叵测或不明真相的人散布的流言蜚语，可是，由于 它把判断从客观内容的范围硬搬到主观意见或任性的范围中去，它就迫使书报检查 官相信并转而散布这种流言蜚语，相信并转而从事不明真相和居心叵测的人所进行 的那种侦探活动。又如，国家的意图不应当受到怀疑，但检查令却正好从怀疑国家 出发。又如，好的外表不应当用来掩饰任何坏的思想，但检查令本身就是建立在骗 人的假象之上的。又如，检查令指望增强民族感情，但它本身却是建立在玷辱民族 的观点之上的。有人要求我们的行为合乎法律，要求我们尊重法律，同时我们又必 须尊重那些把我们置于法律之外而以任性取代法的制度。我们必须绝对承认人格原 则，尽管书报检查制度有缺陷，我们还要信任书报检查官；你们却肆意践踏人格原 则，你们竟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对人的行为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你们要 求谦逊，但你们的出发点却是极大的不谦逊，你们竟把个别官员说成是能窥见别人 心灵和无所不知的人，说成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并把他们同德尔斐城的阿 波罗相提并论。你们一方面要我们把尊重不谦逊作为义务，但另一方面又禁止我们 不谦逊。把类的完美硬归之于特殊的个体，这才是真正的不谦逊。书报检查官是特 殊的个体，而新闻出版界却构成了类。你们命令我们信任，同时又使不信任具有法 律效力。你们把自己的国家制度估计得如此之高，竟认为这些制度能使软弱无能的、 平凡的人——官员成为神圣的人，能替他们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可是，你们 又非常不信任自己的国家机构，竟害怕私人的孤立的意见，因为你们把新闻出版界 看成是私人。在你们看来，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完全没有个人纠葛，没有怨恨，不 会感情用事，不会心胸狭隘，也没有人类的弱点。而没有个人纠葛的东西，思想， 你们却加以怀疑，认为其中充满了个人的阴谋和主观的卑鄙意图。检查令要求对官 员阶层无限信任，而它的出发点却是对非官员阶层的无限不信任。可是，为什么我 们就不应当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呢？为什么我们就不应当认为这一官员阶层才是值 得怀疑的呢？品格也是一样。同秘密行事的批评家的品格相比，公开说话的批评家 的品格从一开始就应该受到不抱偏见的人们的更大尊敬。 凡总的说来是坏的东西就始终是坏的，不论体现它的是谁，是私人的批评家还 是政府任命的批评家；不过，在后一种场合下，这种坏的东西会得到批准，并被上 面认为是为在下面实现好事情所必需的东西。 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和书报检查的倾向，这就是新的自由的检查令送来的礼物。 要是我们对检查令的以下几点规定采取某种不信任的态度，那么谁也不会因此而指 摘我们。 “凡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作出败坏其名誉的判断的作品，均不得发表。” 好一个不得发表！对侮辱性的、败坏名誉的判断作出客观的规定，倒要比这种宽大 为怀好得多。 “凡怀疑个别人的或者〈意味多深长的“或者”啊！〉整个阶级的思想的作品， 使用党派名称和进行类似人身攻击的作品，也同样不得发表。”可见，划分等级、 攻击整个阶级和使用党派名称的做法都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人为了要使一切东西 对他来说都是存在的，他就必须像亚当那样给它们都起个名称；党派名称对政治性 报刊来说则是一种必要的范畴，因为： “正如扎萨弗拉斯医生所说的， 为了能医好每一种疾病， 我们首先就得给它起一个名称。” 以上这一切都属于人身攻击。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攻击个别人是不许可的；同 样，攻击阶级、一般的东西和法人也都是不许可的。国家不愿意容忍（这是正确的） 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可是，通过“或者”这个不显眼的词，一般的东西也归 入人身攻击之列。通过“或者”加进了一般的东西，而通过一个小小的“和”字， 我们又终于看到，原来这里所谈的只是人身攻击。但这就极其轻易地造成了如下的 结果：既不准报刊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也不准报刊对作为个别人组成的某一阶级 而存在的机构进行任何监督。 “如果书报检查能按照这些根据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的精神 制定的指令来实行，这将为合乎礼貌的、公正的公众言论提供足够的活动场所；并 能期望，这将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更大关注，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感情。” 根据这些指令办事，就能为合乎礼貌的，即书报检查认为是合乎礼貌的公众言 论提供非常足够的活动场所，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活动场所”这个词选得十分 恰当，因为这种场所是为以玩把戏为乐事的报刊预备的。但公正的公众言论是否能 得到这种活动场所，公正是否能找到容身之地，那就只有让有洞察力的读者去判断 了。至于检查令所表示的期望，那么民族感情自然能够得到增强，就像送来的绳索 会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感情一样。可是，既谦逊又严肃的报刊究竟能不能引起人们 对祖国利益的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报刊本身去解决。服用奎宁养不胖消瘦的报 刊。不过，也许我们已把上述引文的意义看得太严重了。如果我们只把它看成是玫 瑰花环上的一个钓钩，也许会更确切地猜中它的意义。可能在这个自由主义的钓钩 上挂着一颗价格极其含糊的珠宝。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下。一切都要看上下文来 决定。增强人们的民族感情并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关注，这是前面援引的重要条 文所表达的期望，现在却悄悄地变成了一种隐藏着对我们那些可怜而虚弱的报纸施 加新压迫的命令。 “如果这样办，那就能指望：政治性著作和报刊也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 它们在获得更丰富的材料的同时也将学会使用比较适当的语调，今后将不屑于转载 居心叵测或不明真相的记者在外国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内容贫乏的新闻，或去登载各 种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的议论，以投合读者的好奇心，——这是书报检查无疑应当 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趋向。” 检查令指望，如果这样办，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如 此等等。可是，更清楚的了解并不是通过发号施令就能做到的；这不过是一种期待 中的成果，而希望只不过是希望而已。但检查令是非常讲求实际的，它不会满足于 希望和善良的愿望。善意的检查令赋于报刊一种在今后改善自己状况的希望作为新 的优待，但同时它却剥夺了报刊目前享有的权利。由于希望改善自身状况，报刊失 去了在目前还享有的东西。它遭到了可怜的桑乔潘萨的命运：侍医剥夺了他的全部 食物，使他不致因消化不良而不能很好地去完成公爵交办的任务。 同时，我们不应当放过机会，要号召普鲁士的作者学会使用这种合乎礼貌的笔 法。上述引文的开头一句就这样指出：“如果这样办，那就能指望：……”一系列 的规定都取决于这一冒号，譬如说：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 它们将学会使用比较适当的语调，如此等等，它们将不屑于转载外国报纸上发表的 那些内容贫乏的通讯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还是属于希望的范围以内的，“这是书 报检查无疑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趋向”，可是，借破折号同上文连接起来的这 一结束语，却免除了书报检查官去等待报刊得到预期改善的那种无聊任务，同时这 一结束语还授权书报检查官毫不踌躇地删去不合他的口味的东西。截肢手术代替了 内科治疗。 “然而，为了接近这一目的，在批准新的报刊和新的编辑时务必谨慎行事，把 报刊托付给完全正派可靠的人去主持，这些人的学术才能、地位与品格是他们的意 图严正、思想方式忠诚的保证。” 在开始详细分析之前，我们先来谈谈总的看法。对新编辑即以后所有的编辑的 批准，务必“谨慎行事”，当然，这种批准是听凭国家当局即书报检查机关来决定 的；而旧的书报检查法令至少在取得一定保证的情况下却把编辑的遴选交由出版者 按自己的意愿处理： “第９条。书报检查总局有权向报纸出版者声明，如出版者提名的编辑不堪信 任，应即另聘；或者，如出版者愿意留用原编辑，应为原编辑交纳由我们内阁的上 述各部根据书报检查总局建议而规定的保证金。” 在新的书报检查令中则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深奥，可以说出现了一种精神的 浪漫主义。旧的书报检查法令要求外在的、实际的、因而也是由法律规定的保证金， 只要有了这种保证金做保，就是不受欢迎的编辑也能得到任用；检查令则剥夺了报 刊出版者本人的全部意志。根据检查令的规定，政府的先见之明、当局的异常谨慎 和洞察能力，都应当同内在的、主观的、不由外界决定的品质有关。可是，如果浪 漫主义的不确定性、敏感的内心世界和主观的激昂情绪都变成了下面这种纯外在的 现象，即外在的偶然性已不再表现为它那种实际的确定性和局限性，而表现为某种 奇妙的灵光、表现为某种虚构的深奥和壮观，那么，检查令也未必能逃脱这种浪漫 主义的命运。 报刊（整个新闻业都属于这一范围）的编辑应当由完全正派可靠的人担任。检 查令首先指出“学术才能”是这种完全正派可靠的品格的保证。至于书报检查官究 竟能不能具有对各种各样学术才能作出判断的学术才能，检查令对这一点没有提出 丝毫怀疑。既然在普鲁士有这么一批政府所熟悉的万能天才（每个城市里至少有一 个书报检查官），那么，这批博学多才的人物为什么不以作者的身分出现呢？要是 这些因人数众多、更因博学多才而显得声势浩大的官员们一旦崛起，用自己的声势 去压倒那些仅仅用某一种体裁写作、而且连用这种体裁写作的才能也未经官方验证 的可怜作者们，那么，这就会比用书报检查更快地消灭报刊中的一切混乱现象。这 些老谋深算的、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利诺山的人们， 为什么一声也不响呢？这些人实在太克制了。他们在学术界无声无臭，但是政府了 解他们。 可是，假如这些人真正是一些哪一个国家也找不出来的人才（因为任何国家都 没有见过完全由万能的天才和博学的才子组成的整个阶级），那么，挑选这些人才 的人所具有的天才又该比他们高出多少啊！为了证明在学术界无声无臭的官员们的 确有万能的学术才能，这些挑选者又该具有多么神秘的法术啊！我们在这种博学多 才的官僚的阶梯上登得越高，接触到的人物也就越令人惊奇。一个拥有一批完善的 报刊作为支柱的国家，是不是值得把这些人才变成一批有缺点的报刊的看守人呢？ 使一种完善的东西沦为对付不完善的东西的工具，这样做是不是适当呢？ 你们所任命的这种书报检查官的人数越多，新闻出版界改进的机会就越少。你 们把自己军队中身强力壮的汉子抽调出来，使他们成为不健康者的医生。 只要你们像庞培那样跺一下脚，从政府的每一幢大厦中就会跳出一个全副武装 的帕拉斯雅典娜来。孱弱无力的报刊在官方报刊面前就会化为乌有。只要光明出现， 黑暗就会消失。让你们的光放射出来吧，不要隐藏。我们不要有弊病的书报检查制 度，因为甚至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它是十全十美的，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 只要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范本。 然而，使学术才能成为报刊作者唯一的和必要的条件，这正是精神的使命，而 不是保护特权，又不是要求遵守惯例，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这种条件不正是事物 本身的条件，而不是特定人物的条件吗？ 遗憾的是，书报检查令竟打断了我们对它的称颂。除了学术才能这种保证之外， 它还提出了地位和品格方面的保证。地位和品格！ 品格这样紧跟着地位，就好像是从地位中派生出来的一样。因此，我们首先就 从地位谈起。地位被紧紧地夹在学术才能和品格之间，使人几乎要怀疑这种做法的 居心是否纯正。 学术才能是一般要求，这是多么明显的自由主义啊！地位是特殊的要求，这是 多么明显的非自由主义啊！把学术才能同地位扯在一起，这又是多么虚伪的自由主 义啊！既然学术才能和品格都是极其不确定的东西，相反，地位却是一种极其确定 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得出结论说，根据必然的逻辑规律，不确定的东 西要依赖确定的东西，并从它那里得到支持和内容呢？由此可见，如果书报检查官 在解释检查令时说，地位是学术才能和品格借以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尤 其因为书报检查官本身的职位就保证他们的这种观点就是国家的观点，难道这样一 来他们就算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吗？而不这样解释，至少下面的一些问题就根本 无法理解：为什么学术才能和品格还不能作为作者的充分的保证呢？为什么地位是 第三个必要的保证呢？可是，如果书报检查官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这些保 证之间很少有联系，或者甚至从来互不相干，那他们又应该怎样进行选择呢？可是， 选择是少不了的，因为总得有人来担任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工作啊！书报检查官可能 认为，没有地位保障的学术才能和品格都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们都是不确定的。而 且，学术才能和品格离开地位而单独存在，这当然会使他们感到奇怪。相反，要是 有了地位，书报检查官是不是还可以对品格和学问表示怀疑呢？在这种场合，书报 检查官更多的是相信他们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判断；在相反的场合，他们更多的也 是相信作者，而不是国家。难道书报检查官会这样不识事体、居心不良吗？当然， 不能这样设想，而且，肯定谁也没有这样设想。因为遇到疑难时，地位是决定性的 标准，所以总的说来，它也就是绝对地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因此，如果说过去检查令是由于自己的正统信仰而同书报检查法令发生冲突， 那么现在它则是由于自己的浪漫主义而同书报检查法令发生冲突，因为浪漫主义同 时始终是带有倾向的诗歌。保证金这种实际的真正保证变成了一种观念上的保证， 而这种观念上的保证又变成了一种具有神奇的虚构的意义的、完全现实的个人的地 位。保证的意义也起了同样的变化。现在已不是由出版者来选择那种需要他向当局 担保的编辑，而是由当局替他选择向当局本身担保的编辑了。旧法令关心的是由出 版者的保证金作保的编辑的工作；新检查令则不谈编辑的工作，而只谈编辑的身分； 它要求的是体现为身分的特定的个性，而出版者的保证金就应当使它获得这种个性。 新的检查令像旧的法令一样，也具有外在的性质。不过，旧的法令按照自己的本性 宣布了某种实际上确定的东西并对它加以限制，而检查令则赋予纯粹的偶然性以空 想的精神，并以普遍性的激情宣布了某种纯粹个人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浪漫主义的检查令在编辑问题上使最外在的确定性具有最亲切的 不确定性的语调，那么，它在书报检查官问题上就使最暧昧的不确定性具有法律上 的确定性的语调。 “在任命书报检查官时也应采取同样谨慎的态度，务使书报检查官一职确由那 些经证明思想可靠和能力合格的人去担任，即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 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 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 抛开怀疑。” 在这里，不再谈向作者要求的那种地位和品格，而是提出经证明思想可靠，因 为地位本来就有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向作者要求的是学术才能，而向书报 检查官要求的则是不附加任何规定的能力。除了政治问题以外，全部贯串着理性主 义精神的旧法令，在第３条中要求的是“有学术修养的”、甚至是“开明的”书报 检查官。在检查令中，这两个附加语都不见了，同时，它向书报检查官要求的并不 是如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特定的、已发展并变成了实际能力的作者的才能，而是才能 的萌芽即一般的能力。由此可见，才能的萌芽对现实的才能应起书报检查官的作用， 虽然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分明应该是颠倒过来的。最后，我们在 这里顺便提一下，对书报检查官能力的实际内容并没有更详细的规定，因而这种能 力的性质当然是模棱两可的。 其次，书报检查官一职应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荣的信任”的 人去担任。这种规定强调必须选择受人信任的人去担任书报检查官的职务，即认为 这种人要完全无愧于（将会无愧于？）别人寄予的那种光荣的信任（而且是完全的 信任）；关于这种累赘而虚伪的规定，就用不着详细分析了。 最后，书报检查官应当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 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 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 可是恰恰相反，检查令在前面却是这样规定的： “与此相适应〈即与追究倾向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 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 应不准其印行。” 这样一来，书报检查官就必须时而根据形式去判断倾向，时而又根据倾向去判 断形式。如果说作为检查书报标准的内容以前就已经完全消失，那么现在形式也正 在消失中。只要倾向是好的，形式的缺陷就无关紧要了。即使作品并不十分严肃和 谦逊，即使它们看起来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也没有关系，——谁会害怕这种粗 糙的外表呢？必须善于把形式和本质区别开来。因此，规定的任何外表必然都被抛 弃，而检查令最终必然是完全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用以辨别倾向的一切东西， 反倒要由倾向来确定，而且反倒要用倾向来辨别。爱国者的激烈就是一种神圣的热 情，他们的感情冲动就是一种恋人的激情，他们的狂妄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忠诚， 这种忠诚是无限的，因而不可能是温和的。 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人身关系成了关键，能称之为保证的只有书报检 查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那么书报检查官能违反什么呢？能违反得体的处事方式。 而处事不得体并不是犯罪。作者的什么东西遭到了威胁呢？他们的生存。哪一个国 家曾经让个别官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来决定整个阶级的生存呢？ 我再说一遍：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从作者方面来说，倾向是向他们要 求的和给他们规定的最后内容。倾向作为一种无定形的意见，在这里表现为客体； 倾向作为一种主体，作为关于意见的意见，则被归结为书报检查官的得体的处事方 式，而且是他们的唯一规定。 可是，如果书报检查官的专横（承认独断意见的权利就是承认专横的权利）是 被巧妙地伪装成客观规定的逻辑结论，那么检查令则完全有意识地表现了无条件享 有信任的总督府的专横，而这种对总督的信任就是报刊的最后保证。由此可见，书 报检查的一般本质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抱有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观念之上 的。公众的智慧和良好愿望被认为甚至连最简单的事情也办不成，而官员们则被认 为是无所不能的。 这一根本缺陷贯穿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之中。譬如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原告和 辩护人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是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可是，官 员是超乎心理学规律之上的，而公众则是处于这种规律之下的。不过，有缺陷的国 家原则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当它不够正直因而表现得不彻底时，那就是不可原谅的 了。官员的责任想必比公众的责任大得无可比拟，正如官员的地位比公众高得无可 比拟一样。正是在唯有彻底性才能证明原则的正确并使它在自己的范围内具有法的 原则的地方，原则被抛弃了，也正是在这里，采用了截然相反的原则。 书报检查官也就是原告、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的人。书报检查官被委任去管 理精神，然而他是不负责任的。 假如书报检查受普通法庭的支配（诚然，这在还没有客观的书报检查法以前是 不可能的），那么它就只可能有暂时忠诚的性质。可是，最恶劣的手段却莫过于把 书报检查又交给书报检查机关去评判，例如，把它又交给某一个总督或最高书报检 查委员会去评判。 我们在报刊和书报检查的关系方面所谈的一切，同时也就说明了书报检查同最 高书报检查机关的关系，说明了作者同最高书报检查官的关系，虽然在这里也插入 了一个中间环节。但这是同样的一种关系，只是处在较高阶段上而已。要使事物保 持原状，同时又企图用更换人员的办法使它具有另一种本质，这真是荒谬绝伦的做 法。如果一个实行高压的国家想成为忠诚的国家，那它就会自己取消自己；那样一 来，每一级都要求实行同样的压制和同样的反压制。最高书报检查机关也必定会受 到检查。为了不致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人们就决定采取不忠诚的态度，于是，在第 三级或第九十九级就会发生不法行为。由于官僚国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 以它力图要把不法行为的范围至少抬到人们看不见的高度，这样就以为不法行为已 经消失了。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 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我们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可 能是不正确的，不过无论如何，新的检查令终究会使普鲁士的作者要么获得更多的 现实的自由，要么获得更多的观念的自由，也就是获得更多的意识。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 常幸福的时候。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４２年２月初—２月１０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１８４３年版第１卷 署名：莱茵省一居民 原文是德文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１部分第 １卷翻译 现在注册公司的门槛真的是很低了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金3万元，需要2个（或以上）股东， 从06年1月起新的公司法规定，允许1个股东注册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特殊的有限责任公司又称“一人有限公司”（但公司名称中不会有“一人”字样，执照上会注明“自然人独资”），最低注册资金10万元。 如果你和朋友、家人合伙投资创业，可选择普通的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金3万元；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作为股东，则选择一人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金10万元 办理有限公司的具体程序： 1. 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名称预先核准； 2. 银行开立验资临时帐户存钱验资； 3. 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4. 刻章公司刻章；(公安局批准的企业) 5. 当地技术质量检验局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 6. 当地地方税务局办理地税登记； 7. 当地国家税务局办理国税登记； 8. 银行申请设立基本户； 以上程序中关键是办理工商执照.下面详细介绍办理营业执照（有限公司）所需资料. 办理营业执照（有限公司）所需资料： 1. 法定代表人签署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 2. 全体股东签署指定代表或委托书； 3. 公司（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4. 全体股东身份证复件核对原件； 5. 股东会决议； 6. 法定代表人、监事、经理任命文件； 7. 资产转移保证书；（限实物出资） 8. 公司章程； 9.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 租房协议（原件、以公司名义签署） November 21 中印正在拟定边界框架我的词：希望这个不是历史的历史问题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不会在发生像中印自卫反击战的事情，我不喜欢死人的胜利。但是也希望印度人清醒点，达旺自古就是属于西藏范围的，希望印度不要再像《印度对华战争》中一样，那么喜欢挑衅。同时我也不认为我们害怕战争。
为和平鼓鼓掌吧
另外：《印度对华战争》不错，推荐一下，虽然你可能很难下载到。
目录
帝国的界限
对撞的方针
……
别下错了。
记者：您关于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的谈话已经在印度激起了激烈的争论，尽管您所说的是中国从1959年开始就坚持的立场。您是如何看待这场争论的呢？
孙玉玺：那天我们是在讨论历史问题。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明确，已经写进了去年签订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文件之中。 我们的立场是，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我们必须相互调节彼此的立场。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准备好作出让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些边界问题谈判。 记者：您有什么可以支持您关于阿鲁纳恰尔邦的立场吗？ 孙玉玺：涉及到很大的争议区域。我们不得不将细节问题留给政府代表去协商。如果你想知道具体是哪些地方，看看地图就知道了。 记者：中印边界谈判原则第7条就明确规定，在解决那些争端地区的人口问题时，需要考虑和讨论很多事情，怎样运用于达旺问题？ 孙玉玺：我想那都是需要政府代表去协商的。我并不适合去明确地评论。 记者：中国怎么看1962年之后印度议会决议所说的印度将收回让给中国的领土？ 孙玉玺：不，那是你们的决议，是你们议会的文件。我们有我们的。我们有我们的宪法，也有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两国有不同的立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谈判，那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争议的地区。 记者：当我们重新启动边界框架协议谈判的时候，什么样的方案会被最终拿出来，一揽子还是分阶段？ 孙玉玺：现在，我们的两国代表正在拟定框架。在这之前，明确说在任何区域需要让步还为时尚早。 依旧大雾我的词：本来说过不再说了，不过总有人提起。我就已这篇文章做个结尾吧，比老罗的理性不少，而且也说了我想说的。中医问题的讨论到此结束，当然，如果你能拿出有说服力的东西也可以继续探讨，别总是那么低级的重复下面文章所说的内容，可否
我与中医的关系 ·方舟子· 和所有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一样，我小时候也是看过中医、喝过中药的。我 很清楚地记得我最后一次看中医的情形。那大概是我上高一的时候，不知为何发 起了高烧。我那时候因为喜欢上了生物、医学，看了一些有关的科普书籍，知道 中医所说完全没有生理解剖基础，毫无科学依据，已不相信中医了，对鲁迅有关 中医的名言深以为然。父母自然是相信中医的，请来一位懂中医并在当地小有名 气的邻居对我进行了一番望闻问切，开了药方。等到药抓来、熬好了，我虽然有 些抵触情绪，但在父母的劝说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它喝了下去——处于病 痛中的人的意志总是比较薄弱的。药的味道极浓极苦，服药后烧不仅没有退，还 拉起了肚子，虽然只喝了一帖药，却让我拉了两、三天的肚子。从此我发誓绝不 再尝试看中医、喝中药。此后几年我处于“废医存药”阶段，中医是没有再去看 过了，但板蓝根冲剂、黄连素、感冒清之类的常见中成药( 有的其实是添加了西 药，例如感冒清）也还用的，因为虽然不信中医理论，但觉得中药做为经验结晶， 应该还是有效和安全的。再往后，我连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彻底怀疑了，中 成药也不吃了。不过，在我们这个食物与药物不分，讲究什么“食补”，经常把 草药当调味品的国家，要完全与中草药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我还没有固执到连 做为调味品的中草药也不敢去碰的地步。当归鸭什么的我觉得味道还是很好的， 偶尔一尝，想必问题不大。 书读得越多，学历越高，我对中医的否定、对中药的怀疑就越大。我的专业 是生物化学，而现代生物学与基础医学其实是一家，这就使得我对中医药的批评， 带有了专业色彩。自从有中文互联网以来，有关中医优劣的争论就是个经久不衰 的话题，反对中医的以学生物医学的留学生为主，支持中医的则以学其他专业的 人士为主。我从来就不隐瞒我对中医的批评，是在网上比较活跃的、也比较持续 的中医批评者。在1998年，我已对中医有过系统的批评。2000年我主持的新语丝 网站开始关注国内的学术造假问题后，很快就设立了“中医骗子”专栏，矛头直 指中医界的浮夸虚假。此后新语丝网站成为了华人世界中批评中医的最主要平台， 目前已刊登了400多篇批评中医的文章。这些文章，特别是那些由中医学博士和 临床医生撰写的批评文章，弥补了我的知识缺陷，给了我很多启发。2005年起我 先后在《北京科技报》、《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开设每周一次的专栏， 专栏文章不时地也有批评中医的内容，这大概是中国大陆几十年来首次在大众媒 体上出现质疑中医的声音，挑战了“中医神话”，一时让我成为中医界的众矢之 的。 经常见到的一种批评是说我不懂中医。其实我对中医的了解估计要比大部分 中国人、甚至大部分中医支持者多。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和批判的需要，我 自学过中医学教材，翻过中医典籍，读过名中医的医案、经验之谈，所以总体上 知道中医是怎么回事，了解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当然，我没有系统学过中医， 不知道如何用中医方法给人看病、开处方，对中医细节的了解肯定不如中医从业 者。但是要批评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无需了解太多它的细节，只要根据 通用的科学标准加以衡量即可。正如要批风水、算命的非科学性，没有必要先去 学习如何看风水和算命。尤其是在有现代医学可做为对照的情况下，只要具有现 代医学知识，要判断中医的非科学性就更为容易——在这个意义上，我其实要比 那些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的老中医更“懂”中医。 另外一种批评是说我对中医的看法太极端。其实我的看法一点也不极端，与 国际生物医学界的主流看法完全相符。我不过是利用我掌握的生物医学知识，做 一些科普而已。 还有一些人则干脆骂我反对中医就是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典忘祖。我 们首先要知道，中医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并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更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所以反对中医并不等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正如反对 风水、卜卦不等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在历史上中医在历代都是被社会 主流瞧不起的，中医不过是“方技”，中医的典籍并没有被视为士人必读的经典， 医家甚至连九流都算不上( 据《汉书·艺文志》，九流指儒、道、阴阳、法、名、 墨、纵横、杂、农。有时加上小说家，称为十家）。中医本来既非国学，也非国 粹，它的地位是近代以来被人为拔高，甚至被拔到了代表中华文化的瑰宝的吓人 地步。何况，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文化的角度来反对中医的。否定中医 的科学价值，并不等于否定中医的文化价值。我完全支持把中医做为一种文化遗 产进行保护、研究，这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看病、吃药的。正如我完 全支持研究甲骨文，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占卜，汉字是如何演变的，但是如果 有人声称占卜是科学，要在现在推行，则是要坚决反对的。 对中医的批评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弹，乃至饱受人身攻击，除了触及到中 医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涉及到民族感情。对中医的批 评，往往被视为是中西医之争，是代表中国医学的中医和代表西方医学的西医之 争。为了消除这种不必要的民族感情色彩，有必要强调，中医并不能代表中国医 学，它只是汉族古代医术体系，而所谓的西医也不属于西方所特有，虽然它是从 西方起源、传播的，但是早就属于全人类所有，融入了各国、各民族，包括中国 和中华民族的贡献。所谓的西医其实是世界医学、现代医学或医学科学。正如我 们不再把科学成为医学，我们也不该再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在现代医学诞生之 前的西方传统医术才是真正的西医。所谓中西医之争，其实是旧医与新医之争， 是地方医术与世界医学之争，是传统医术与现代医学之争，是玄学医术与医学科 学之争。 我对中医的批评遭受太多的不必要攻击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人没有耐心、 没有意愿去细读我的文章，有意无意地进行歪曲。为了避免误读，我把我有关中 医的看法简要归纳如下： 一、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理论、体系格格不入， 应该彻底地否定、抛弃。 二、中药、针灸等中医具体疗法包涵一些治疗经验，值得挖掘，但是要用现 代医学方法检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要轻信传统经验。 三、中医中的有效成分可以被现代医学所吸收，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但 是中医和现代医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是不可能相互结合的。要反对那种让 患者接受正常的现代医学治疗的同时又让他们购买中药，或者在中药中添加化学 药物成分的“中西医结合”。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中西医结合”会比单 纯的现代医学治疗有更好的效果，反而可能干扰现代医学治疗，并增加患者的经 济负担。 四、在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反对“中药没有副作用”的宣传，要在中药说明 书中清楚地标明已知的毒副作用。对于毒副作用不明或毒副作用过大的中药至少 不能做为非处方药销售。 这些主张可以称之为“废医验药”，即废弃中医理论体系，检验中药( 和其 他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要比前人提出的“废医存药”的主张更为准 确，不是盲目地承认中药的合理性，而是强调检验的必要性。 科学不是万能的，有其局限性，在不断地发展中。正因为现代医学是科学， 所以它不可能像中医那样吹嘘什么病都能治。有很多疾病现代医学还没有很好的 治疗办法。如果你不幸得了这些疾病，愿意去找中医试试，死马当成活马医，这 是你的权利。你有可能碰运气治好了病，但是更可能是白花了大笔的钱、给患者 增加了不必要的痛苦。中医是产生医疗保健骗局的富饶土壤。我们反对中医，不 仅仅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更是关系到国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 November 20 今天大雾鲁迅：“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1922年和1926年写的《呐喊"自序》、《父亲的病》中对中医进行严厉的批评批评，用辛辣的笔墨嘲讽了中医存在的弊病：故作神秘和玄虚、拼命捞钱、草菅人命的恶劣职业道德。并发誓‘决不看中医’。 梁启超：被割错肾还为西医叫好 1926年，梁启超因患尿血病，到北京一家著名西医院治疗。医生诊断说是肾脏的毛病，需要作肾切除。本来，梁启超的一位朋友认为不必割肾，劝他服用中药，但梁启超坚信西医。结果，在右肾被切除之后，他的病情仍无好转。医生于是又诊断说，病因在牙。在拔掉七颗牙齿之后，病情依旧。梁启超三年后死此病。即使在他明知自己被误珍误医之后，他怕因此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声誉，带病撰文，要国人不要因为个别事故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郭沫若：“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郭沫若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他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并希望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并断定：“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还绝对化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李敖：“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李敖一直是反对中医的，早在1961年他就曾经发表废除中医的文章《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他认为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何祚庥：支持取缔中医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缺少的人才选择中医。 严复：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陈独秀：“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梁漱溟：“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方舟子：“中医是伪科学”
November 17 评“中医和西医的争论 ”
November 15 当回科普工作者下面的文字来自别的文章的转载，要想看更多的自己去新语丝看去。以前也有人问我（当我跟他讨论中医的时候），什么是科学等等啦，不过下面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从一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当是科普了，各位看官，你真的知道吗？（实话说，我看之前，我也不是全都清楚）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 一门具体的学科作为科学能不能成立，必须具备五个条件：1、学科观念的唯物 性；2、学科研究对象、内容的客观性；3、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4、学科 研究结果( 认识真理）的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5、学科知识( 理论）的可证伪 性。而最重要的条件是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因为方法论的“逻辑实证 性”决定了一门科学的知识有了可信性的最重要的前提 ——方法学前提( 即知 识获得的方法如果不合逻辑，没有实证，则知识的真理性是不可信的，也是不能 相信的）；而且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也决定了学科观念必须是唯物性的，学 科研究对象、内容必须是客观性的；同时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是学科研 究结果( 认识真理）的“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的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 件），也是学科知识( 理论）的“可证伪性”的决定条件( 必要条件和充分条 件）。 1、学科观念的唯物性：科学的观念是唯物的观念，相信宇宙世界是由客观 物质组成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知的。而玄学在观念上即带有唯心 的神秘主义性质，比如某些特异功能强调心灵感应，算命强调心诚则灵等。 2、学科研究对象、内容的客观性。即科学只研究客观现象( 包括客观的神 秘现象，如UFO、精神现象等）和客观规律，而不研究纯粹主观( 人脑）想象的 东西。如上帝、鬼神及其存在方式是宗教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而与 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无关。 3、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逻辑实证是科学的最根本( 基本）方法。真 正的科学是无法反逻辑的，也必须经过实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真理性也要通 过实证的检验，不然，相对论的真理性就只能是一种有待证明的假设）。逻辑对 于科学的重要性也使我们明白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和发达于逻辑思维发达的西方 ( 而实证思维可以说是逻辑思维的必然延伸并同样遵循逻辑规律）。而伪科学在 方法论上就经不起逻辑检验，其知识更经不起实证的检验。 4、学科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科学的研究结果不仅必须在自身 学科研究中是可以重复的( 通过不同的人、时间、地点等等），重复性越好，科 学性越强，即自圆其说( 重复性越好，则越能自圆其说）；而且还必须通过其它 学科方法的证明及符合其它学科理论( 可旁证性，即其它学科研究的可重复性）， 即它圆其说( 这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证明，比如通过物理学、化学的研究可以证 明生物学的某些研究结果，因为生物学的规律和物理学、化学的规律本质上是绝 不会冲突的）。即一门科学的学科决不能仅仅是自说自话的，还必须经得起其它 学科的质疑。 5、学科知识( 理论）的可证伪性：科学的知识( 理论）的真与伪是可以证 明的( 尤其是实证），根本无法论伪的知识( 理论）只能是“玄学”( 这里的 “根本无法证伪”不包括暂时无法证伪，“暂时无法证伪”是指存在证伪的前提 ——即其知识理论获得本身是通过“逻辑实证”的而非“玄学想象”的，只是这 种“逻辑实证”可能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实证，而现在的科学还缺乏证伪的更高技 术条件）。玄学的东西，你既不能证明它“对”( 或存在），也不能证明它“错” ( 或不存在），因为 “玄学”的东西本来就是神秘主义的精神产物( 非客观存 在，如上帝）。而科学的发展是通过不断“证伪”而不断接近真理而进行的，从 这个意义上说，玄学，由于无法“证伪”，在根本上是无法进步的。 论科学精神我的词：文章转自方舟子。 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对风水阴阳之术深信不疑，好点儿的也是半信半疑。我不加评论，大家也都是受过教育的人，看了下面的文章。你只要回答我两个问题即可 1、往近了说（我也不提5000年文明了），3000年前的古人连地球是圆是方、海水和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都不清楚，他写得什么狗屁书提出的理论，你也相信？凭什么？那时候还说天狗吃月呢，你现在信吗？ 2、没错，不能证明的东西不一定是错的，但同样，也不一定是对的。可是谁也不傻，都不知道是对是错的，有效没效的东西你也深信不疑，你也愿意相信？（当初的人也真的相信什么天狗，现在看来，除了冠以无知，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词了。你不会也无知到去相信没有证明的东西吧（或者无法证明的））。 另外加一句，我是神，看了这句话之后马上给我寄10万块来，我保你上天堂，你要是不寄，你信什么也没有，你死了都是他妈的下到地狱，而且是最底层） 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普及时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精神，这已成了中国科普界的一项共识。甚至连伪科学的鼓吹者也跟着嚷嚷要发扬科学精神，把伪科学人士打扮成富有科学精神的斗士，哥白尼、伽利略再世，而批判伪科学者倒成了违背科学精神的暴君教主了。显然，伪科学斗士与反伪科学斗士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并不完全相同。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多方面的。最容易获得赞同的一点，是探索精神。永远要对新鲜的事物敞开心灵，准备接受新的知识，容纳新的观念，探讨新的奥秘，追求新的结果。这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科学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事实上，许多动物都具有好奇心，这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可以说是进化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健康的儿童都是科学家。儿童热衷于探究新事物，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轻信荒唐的解释，接受无理的答案。他们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怀疑。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显然，愤世嫉俗似的怀疑一切是不智的，将因为心灵闭塞而失去了探索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就失去了分辨是非的基础，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可以被全盘接收，科学将成为垃圾场。但是伪科学人士也可以争辩说，他们富有怀疑精神。的确，他们很有怀疑科学主流的勇气：“科学神创论”者怀疑进化论，研究“特异功能”者怀疑物理定律，诸如此类。而我们则怀疑他们的怀疑。这两样的怀疑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又如何避免心灵闭塞、怀疑一切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 实证不只是要求有支持的证据。伪科学者往往声称他们有证据，也会在其论著中列举种种证据。但是那些全都是轶事、流言、类比、某位权威（往往是其他领域的权威或断章取义）的说法、捏造的事实、巧合等等，都不是能被科学界接受的证据。实证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严密的方法，重复、独立得到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控制条件、重复性、独立性和概率统计，乃是实证的特征，更是伪科学的死敌。实证离不开理性，亦即用严密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分析和推导，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合理、最可能的一种。在缺乏证据时，也能够排除那些不合理、不可能的解释。休谟曾经提出一条判断原则，他称之为公理：“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这就是一条理性的原则。此外，象非常不平常的声称要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从个案得不出普遍结论、相关的事件不等于有因果关系、无法证明不存在不等于必定存在、使用科学术语不等于科学理论、取证的责任在反主流的声称者一方、看上去无法解释的现象不等于不能解释等等，也都是理性的原则，是反伪科学的有力武器。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能够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但是每一个健康的人也都必须经过恰当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才能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未必时时刻刻都在坚持理性的原则。实证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然而也是最难掌握的方面，应该成为发扬科学精神的重点。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正是在这四面旗帜之下，科学研究不断地观察、检验，抛弃错误的观念，增添新的知识，从而持续地进步。在人类形形色色的活动中，我们很难再找到另一种能够持续地进步。文学、艺术并不进步，而是风格的改变。人文、宗教并不进步，只有流派的演变。但是与伪科学者所宣扬的相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大革命，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演化。科学的进步是连贯的进步。被视为现代科学最大的两场革命也是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推翻了博物学、地质学的一切成果，而是保留了其中绝大部分数据和理论，做了重新解释。爱因斯坦相对论并没有推翻牛顿力学，而是它的扩展、深化。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成果时曾经说过：“创造一个新理论并不象是摧毁一个旧谷仓，然后在原地建一座摩天大厦。它倒象是在攀登一座山，获得了新的、更宽阔的视野，在我们的起点和它的丰富环境中发现意料之外的联系。但是我们的出发点还在那里并能被看到，虽然它显得较小，并成了我们在探险攀登中克服障碍后所获得的广阔视野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妄图一举创建全新的科学，只存在于伪科学者的白日梦中，而事实上伪科学也从没能有任何的进步，因为他们不敢承认更不必说纠正错误。持续、连贯的进步，是科学的特征，也是科学工作者的自豪与慰藉。 2000.12.9. “科学精神”不是中国专利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吴国盛8月20日在《大众科技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精神与自觉意志》的文章，质问现在国内大讲“弘扬科学精神”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据他说“科学精神”属中国特色： “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像scientific spirit这种词组似乎在英文里也不常使用的。我想起称一个人有哲学头脑往往使用‘philosophic-minded’，比如 ‘philosophic-minded scientist’，就是一个科学家有哲学头脑。我们似乎也可以把有科学头脑、科学精神的人称为‘scientific-minded person’。当然还有其它的译法，比如mind of science。但这些词组在英文里似乎都不是有特定含义的高频词组，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我们中国人喜欢使用‘精神’这两个字，什么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什么宽容精神、创新精神，一大堆。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这是使用精神一词的‘修辞’动机。” 去年1月12日吴国盛的同事刘华杰在北京一个讨论“科学精神”的会议上做题为《“科学精神”语义分析》的发言，也声称“据说，英文好像根本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叫法”。我读其发言稿后，写去一信，提供资料指出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或spirit of science）和“人文精神”（humanistic spirit或spirit of humanism）这两个词在西方用得非常多，哲学、历史（特别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中也常见。刘华杰后来在文中补充了一句：“方舟子的调查表明，英文中经常使用scientific spirit和spirit of science。”并在文后附上我提供的证据。吴国盛想必读过这篇发言稿，却到现在仍然把“科学精神”当成中国特色，质问提倡者的动机，倒真要让人质问他 “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了。我查了一下，吴国盛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以前一篇题为《谈科学精神》的文章缩写，在后者就很明确地说：“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讲弘扬科学精神，其实也就是鼓吹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摆出一副科学导师的派头，标榜自己“爱护科学的纯洁性，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科学，制造科学的‘僭越 ’”。他也想提倡科学精神，但是动机特别，“为的是解决现代科学自身的问题”。 老实说，看到研究科学哲学、科学传播，而且经常将“人文精神”挂在嘴上的哲学系教授竟然不知道西方也有“科学精神”，是非常令人惊讶的。科学哲学的创建者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1934年出版的名著题目就叫《新科学精神》（Le 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而现代人文主义运动的经典文献、34名思想家在1933年联合发表的《人文主义者宣言》（Humanist Manifesto）中，有一条就是：“宗教必须根据科学精神和方法制定其希望和规划。”（Religion must formulate its hopes and plans in the light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其对有关专业文献的陌生，由此可见。 “科学精神”也出现在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中。例如佛洛伊德的《生命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Life），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都多次提到科学精神。著名科学家也常常大谈科学精神。赫胥黎在1894年3月的一封信中说： “我认为19世纪的主要特征是：科学精神的快速成长，继之将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解决占据人类心智的所有问题，以及相应地排斥已被证明无法担当研究任务的传统信仰。科学精神的活力已在每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领域体现出来。你提到的那些杰出人物中有许多在其各自领域都是科学精神的有效喉舌。但是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做为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的力量和威严的充分体现，不管他是多么优秀，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科学拥有许多先知，但是连出现一个救世主的希望都没有。”（I conceive that the lead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been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the consequent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to all the problems with which the human mind is occupied, and the correlative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beliefs which have proved their incompetence to bear such investigation. The activity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has been manifested in every region of speculation and of practice. Many of the eminent men you mention have been its effective organs in their several departments. But the selection of any one of these, whatever his merits as an adequat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wer and majesty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the age would be a grievous mistake. Science reckons many prophets, but there is not even a promise of a Messiah.） 居里夫人的女儿在《居里夫人传》中回忆了感人的一幕：在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以后，几名美国科学家去函询问分离和提取镭的方法。居里问居里夫人是否应该考虑申请专利，这将会得到一大笔钱改善生活和建一个良好的实验室，居里夫人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将会与科学精神相违背。……物理学家总是全部公开发表其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的发现有商业用途，那只是偶然的，我们不应该以之牟利。镭将被用于治疗疾病。……在我看来不能够从中捞好处。”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居里同意：“是的，那将会与科学精神相违背。”（"It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 Madame Curie: A Biography, by Eve Curie） 美国伟大的记者孟肯（H. L. Mencken）有句名言：“事实是，基督教神学就像其他所有神学一样，不仅抗拒科学精神，而且抗拒所有理性思维的意图。”（The truth is that Christian theology, like every other theology, is not only opposed 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it is also opposed to all other attempts at rational thinking.） 美国科学教育中，也很强调教科学精神。托马斯·威斯（Thomas M. Weiss）曾在美国《全国科学教育研究会》杂志（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Vol. 53, No. 4.）发表一篇题目就叫《科学精神》（The Spirit of Science）文章，将科学精神定义为：“对逻辑的尊重，对寻找数据的渴望，对知识和理解的愿望，对结果的考虑，对前提条件的考虑，对验证的要求，以及质疑一切。”（a respect for logic, a desire to search for data, a longing fo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 consideration of consequences, a consideration of premises, a demand for verification, and to question all things.） 开有关“科学精神”研讨会，中国也不是首创。1999年7月4－9日，澳大利亚科学教师联合会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主题就叫“科学精神”（The Spirit of Science），内容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现状，科学本性和未来科学”。 事实上，与吴国盛所说的相反，“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或spirit of science）是英文文章中极其常见的高频词组。顺手从手头的阅读材料中举几个例子以证明其常见： 谢尔莫（Michael Shermer）的《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的中译本最近在国内出版了。此书英文原版的介绍是这么写的：“以不可抗拒的、常常令人不安的笔触描绘了我们无限的自欺能力，《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最终是对科学精神的庆祝，在对世界一些最大谜团的探索之中发现乐趣，其中许多问题甚至还无解。”（A compelling, and often disturbing, portrait of our immense capacity for self-delusion, 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 is ultimately a celebration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 and the joy to be found in exploring the world's greatest mysteries, even if many of the questions remain unanswered.）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最近出了一本抨击反科学主义的随笔集《对抗：科学及其文化敌人》（Facing Up :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其简介称：“通过捍卫科学精神对抗科学的文化敌人，这些随笔表达了一种还原主义、现实主义和热爱人世间的观点。” （Defending the spirit of science against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these essays express a viewpoint that is reductionist, realist, and devoutly secular. ） 美国流行的大学本科教材《当代社会：社会科学引论》（Contemporary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by John A. Perry, Erna K. Perry）刚刚出了第十版，其中有一节的题目就叫“科学精神：怀疑、客观、相对”（The Scientific Spirit: Skepticism, Objectivity, Relativity）。我有一本进化论和神创论辩论文集（Science and creationism），其中一篇是哲学家拉特纳（Sidney Ratner）文章，题目叫《进化论和科学精神在美国的兴起》（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America）。 《怀疑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杂志今年第三期，其主编撰写的社论写道：“在媒体驱使之下，出现了轻易接受荒谬绝伦的事物的普遍狂热，在后现代主义者的驱使下，学术界的许许多多部分被蒙昧主义占据，在这双重包围下，他们（指科学怀疑主义者）在面对知识声称时，帮助真正的科学精神得以存活。”（And they have helped keep alive, amid a media-driven frenzy of uncritical popular acceptance of outlandish nonsense plus postmodernist-driven obscurantism in too many parts of academia, the true scientific spirit toward claims of knowledge.） 美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最近去世，全球哀悼。我收集了不少世界各地的悼念文章，其中印度新闻网站（www.tehelka.com）发表的评论说：“古尔德以真正的科学精神，使科学保持为一个开放的、没有限制的系统。这是我们从其科学生涯中获得的一条主要经验。”（In a truly scientific spirit, Gould kept science as an open and open-ended system. And that is a major lesson to be drawn from his lifelong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本地主要报纸《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UNION-TRIBUNE）在7月24日有一篇关于物理学家重新考虑热力学定律的报道，其中报道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声称某件事就是那样子，而不该去研究它，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么说是科学上最拙劣的借口。这是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的。”（Saying something is so and shouldn't be studied because it's impossible is just about the lamest excuse in science. It's completely antithetical to the spirit of science.） 如果愿意，我还可以一条条地举下去。事实上，任何人只要稍微看点与科学普及有关的英文资料，就不会对“scientific spirit”、“spirit of science”这种说法感到陌生，更不会挖空心思想把“科学精神”新翻译成“scientific-minded”、“mind of science”（其实，scientific-minded也是个常用词，不过它指的是“科学兴趣”，不是“科学精神”，如果有人说“I am a scientific minded person.”他的意思是“我热爱科学、喜欢用科学观点看问题”，可不是在自吹“富有科学精神”。“mind of science”不常见，指的是“科学的头脑”、“科学的良知”，也和“科学精神”无关）。对“科学精神”大惊小怪，视之为中国特色，若非没接触过多少英文文献，就是只读反科学文献，我们当然不指望那样的文献会提到“科学精神”。 无知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无知却要装高明，发高论，不能不让人佩服其勇气。这样的人，倒是应该去学点科学精神，包括不要胡说的实证精神。 2002.8.30. 美国讲“科学精神”之一例 在全中国大讲科学精神之时，反科学文化人却大唱反调，质问现在国内大讲“弘扬科学精神”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声称“科学精神不一定都是好东西”（吴国盛《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在北大哲学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发言》），而且还要把“科学精神”算成国粹。比如北大反科学传播中心副主任刘华杰副教授说“据说，英文好像根本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叫法”（刘华杰《“科学精神”语义分析》），主任吴国盛教授也说“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并嘲笑中国人喜欢讲“精神”“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吴国盛《科学精神与自觉意志》）。我以前已写过一篇《“科学精神”不是中国专利》，列举从过去到现在西方文献中讲科学精神的十几个例子加以驳斥。今天又见到了一个例子，顺便再打吴大嘴巴、刘大嘴巴一个嘴巴。（他们还不懂装懂，连英英词典都不知道去查就乱说“传播”、“伪科学”的英文意思，这些账以后有机会再算） 据《纽约时报》今天（2004年2月18日）报道，大约60名著名科学家（包括2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了一项声明，批评布什政府为了政治目的有意、有系统地歪曲科学事实。康奈尔大学物理学荣誉教授Kurt Gottfried博士签署了声明并在电话会议上讲话。他说布什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违背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engaged in practices that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并断言这种“对科学的傲慢态度”可能危及确保美国长期繁荣昌盛和军事强大的基础。 2004.2.18 什么是科学的怀疑精神？ 法学硕士、某投资公司董事长童增近日改行研究生物学，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一书，主张非典（SARS）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这种牵强附会且骇人听闻的“阴谋论”，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驳斥，但是也有不少人为之辩护，其中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叫做“不应否决SARS基因武器说的怀疑精神”，声称怀疑是科学发现的驱动力和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而童增怀疑美国制造SARS基因武器攻击中国人，“非常符合科学精神”，并责备哪些批评童增的专家把这种怀疑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是科学和理性的，主张“对群众中的怀疑精神，必须加以爱护，让他们不仅能够发表议论，而且能学会理性思考”。 说得堂而皇之，但是我们只要打个比方就可以知道这种辩护理由绝非“理性思考”的产物：如果我以其人之道治其身，也著书立说怀疑非典病毒是童增制造出来的，被童增以涉嫌诽谤告上法庭，这位辩护者是不是也要说“不应否决SARS童增制造说的怀疑精神”呢？这显然非常荒唐。那么人们为什么普遍把怀疑精神视为科学精神的内涵？原来此怀疑非彼怀疑。“怀疑”一语在汉语中有两个很不相同的意思，一指猜疑，一指不相信。童增对非典的起源疑神疑鬼，这属于猜疑，而属于科学精神的“怀疑”指的却是不相信，更确切地说，是不轻信，在面对一个标新立异的说法，特别是骇人听闻的说法时，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证明，否则不予接受。所以，那些质疑、驳斥童增谬论的人，恰恰是具有怀疑精神的，而那些支持童增的人，才是没有怀疑精神的。 科学的怀疑精神源自古希腊的怀疑论。怀疑论者在古希腊被称为Skeptikos，意思是“探究者”。他们反对教条主义，对各色各样的说教都首先持怀疑态度，要求知道这些说教的依据何在，是否的确是成立的。如果人们盲目地接受教条和“常识”，不敢挑战权威和迷信，那么科学是不可能发展的。现代科学的诞生，正是发扬怀疑精神的结果：既怀疑人人信奉的宗教教条和迷信，也挑战古代科学的权威：哥白尼挑战托勒密地心说，维萨里、哈维挑战盖伦的解剖学，伽利略挑战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对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全盘接收，就失去了分辨是非、去伪存真的基础，科学也无法发展。 但是，极端的怀疑论会导致怀疑一切，使心灵闭塞而不愿探索；或者否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从而走向反科学。因此，仅仅具有怀疑精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即对各种主张用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要求有确凿的证据；越是不寻常的主张，越要求有不寻常的证据。既不是盲目地相信，也不是盲目地怀疑，而是建立在实证和理性的基础上，这才是科学的怀疑精神的真谛。科学先驱者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富有怀疑精神，勇当异端，敢于怀疑教条，而且还因为他们富有实证和理性精神，善于用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分析推翻教条，建立新说。 人们在谈论科学精神时，往往强调探索和怀疑精神，而忽略了实证和理性精神。事实上，实证和理性才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最难掌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极端：要么以当代哥白尼自居胡乱怀疑科学主流，遍地都是“科学猜想家”（指那些宣传自己推翻了相对论、进化论或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之流的人），要么迷信怪力乱神、伪科学。童增谬论能够一纸风行，既是由于反美小环境，也是由于缺乏科学精神的大环境。 FW：全力贯彻“传统文化属于棺材文化”重要思想我的评论：我不认为这个文章面面俱到，但是反思所谓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现实的意义，我觉得写得很好。不管怎么说，该入土的还是入土为安，我们还要好好生活下去，谁愿意陪着棺材睡觉呢 全力贯彻“传统文化属于棺材文化”重要思想 作者：武彪 当务之急，中国人必须认清、强化“传统文化属于棺材文化”这一重要思想。 传统文化如果管用，为什么当忽必烈、多尔衮入主中原时，汉奸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汉奸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当十年浩劫时，具有所谓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知识分子一个比一个无耻，以互相揭发、相互诬陷为能事呢？可见传统文化并不能孕育正人君子，它只配制造一撮又一撮人格分裂的伪君子、真小人。 忠君报国、礼仪廉耻讲了一代又一代，结果翻看中国古代史，发现一到国难临头，就涌现出一大堆识时务的“鸿儒”或乡愿，除了文天祥、王国维、梁济，区区几个人捍卫信仰而死，平时那些抱着儒家经典摇头晃脑的所谓正人君子，一个比一个卑劣无耻。可见所谓的智仁勇，所谓的仁义礼智信，所谓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的孝悌忠信礼仪廉耻，纯属骗鬼的！全是用来供野心家和伪君子实现其龌龊目的的敲门砖。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到一个案例：一个老儒生私下对刘说，孔夫子那一套的确冠冕堂皇，然而自己能做到只有一条，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所以说以孔丘为主的那一套传统文化，非但无益于生活实际，更是阻碍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罪魁祸首。鸦片战争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排斥西化、技不如人；甲午海战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朝野上下顽固守旧，不肯全盘变革，不肯全盘西化。光是采用外国坚船利炮，不采用外国海军管理制度，结果就是，世界排名第八的北洋水师败在世界排名第十一的日本海军手下！奇耻大辱，莫此为甚！设想甲午海战前，若中国能够不为棺材文化所绊，全力以赴西化，会败给日本吗？会丢掉台湾吗？会有今天的台湾问题吗？如果甲午海战中国胜了，整个近现代史就会改写！所以说，当时那些反对“摒弃旧学、采用西学”的顽固爱国分子，实在堪称中华民族的白虎星！而诱使他们误尽苍生的“凶器”，就是传统文化——那口劣迹斑斑的棺材！ 那帮白虎星顽固派抬棺材抬得轻车熟路，抬得不亦乐乎，抬得高潮迭起，抬得走火入魔。虽然抬棺进程中，遭到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先后痛殴，然而老脸皮厚，不思悔改，仍旧咬紧牙关死命抬！稍微有人发出异议，说我们能不能先不抬，先琢磨琢磨为什么打不过洋鬼子，可不可以先认真学习一下鬼子的打人伎俩，以便知己知彼、正当防卫，避免再度受辱。结果那帮老顽固就开始倚老卖老了，吹胡子瞪眼强调：千万不可数典忘祖！棺材是中华民族的庇护神！它历史悠久，它博大精深，它刀枪不入，它无坚不摧！洋鬼子虽然能伤害我们的身体，但是奈何不了我们的精神！只要我们众志成城抬棺而战，靠着中华民族这股子超强的凝聚力，紧密地团结在棺材周围，洋鬼子迟早都有拜倒在棺材面前的那一天！ 所以，虽然甲午海战败了，败得窝囊头顶，败得颜面丢尽，老顽固们仍旧不做反省，继续对棺材不离不弃，抬了又抬，进而与时俱进地煽动老百姓一起抬。结果，中华大地兴起了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口号喊得震天响，结果怎么样？不用说，国耻国耻国耻！ 事后，这些抬棺材的老杂碎有一个出来忏悔的吗？有一个承认对不起“戊戌六君子”、承认有意无意充当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帮凶的人吗？没有！他们一改过去对洋鬼子不屑一顾的嘴脸，180度来个大转弯，冲着洋人点头哈腰，媚态百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是那些传统文化不离口的误国卖国的棺材瓤子们的丑恶历史！ 设想当时孔老二死灰复燃，看着那帮杂碎打着自己名号误国误民，我想他极有可能采取恐怖袭击——他会身绑炸药跟那帮老杂碎们同归于尽，将棺材彻底毁灭。 抬个屁抬。 November 13 铲除腐儒作者：yewei
逐句评讲〈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的部分原文：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而孔子则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是人类文明史载以来的第一位教师。在此，我们郑重向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建议：以孔子诞辰，即9月28日，作为中国的教师节。
孔子本乎仁爱之心，志于济世救民，一生弘道不辍，其德其行彪炳千古，其言其文泽被后世；孔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祖述前哲，昭启后贤，创立了儒家学派，奠定了中国文化的雍容气象与中和特质；孔子敏而好古，整理典册，删述六经，推行大道，中国上古文化赖是以传，中国后世文化赖是以立，中国文化赖是五千年而一贯；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首开私门讲学之风，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者七十，被古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主要导师。
--------------- 逐句评讲如下：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儒家文化既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那么，中国汉民族从一个”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逐渐被奴化到在元朝汉族男人丧失”初夜权“、在清初”留头不留发“、更有甚者，儒家文化被清朝统治者用来科举选拔人才三百年——而到清朝末年时，整个中华民族却沦落成为东亚病夫——这导致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罪魁,是不是也应该由儒家文化来担当?而孔子则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是人类文明史载以来的第一位教师——孔子是第一位吗？如此，他一定是最差劲的教师了，因为《史记》和《荀子》都记载，当是的少正卯也在讲学，并且能够让孔丘的学生三盈三虚，那么，少正卯该排第几呢？是不是少正卯被孔子杀掉后就在历史上不算了呢?我说中国为什么到现在盛行诛杀张自新、林昭等思想者的招式呢！原来“胜利者永远不会受到谴责的”，被杀者总是容易被遗忘，而胜利者却有可能被高高地捧到天上——我只是不知道，这源自于孔丘的“杀戮法则”还要在儒家文化里被延续多久？
在此，我们郑重向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建议：以孔子诞辰，即9月28日，作为中国的教师节——孔子当圣人几千年,其道德文章滥觞于中国以至于汗牛充栋！可惜的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几个朝代不依然是“礼崩乐坏”、危机重重？然而，可能有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礼崩乐坏”正是抛弃了孔子儒家文化的传统所导致的——可惜的是，清朝对孔儒文化可是“科举”的唯一选本，国人全体之”仁人志士“的唯一功名利禄之途，且不说中华民族的优秀才俊、例如那些历代的状元、进士们不但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丝毫贡献，就说康乾盛世之后清朝社会“礼崩乐坏”到鸦片盛行，这说明了什么？这些大儒们今日提出以孔子生日为教师节，难道比我们祖先让孔丘当华夏民族唯一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之圣衍公更能够避免中国社会“礼崩乐坏”、或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吗？
孔子本乎仁爱之心——说这句话的学者们，自己何妨问一问孔子的学生颜回死后的孔子的表现呢？是孔子自己做车的面子重要，还是儒家的丧“礼”重要？颜回可是跟着孔丘打一辈子工的长工式的学生，孔子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为由拒绝卖车子而葬颜回——老年丧子的颜回之父亲的要求——这应该是一个“颜回死，（发出）‘天丧予！天丧予！’”的“本乎仁爱之心“的人所做的事情吗？不过，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博士导师、教授们赞扬孔丘呢？他们宣扬孔丘，是不是就可以让更多的自己手下的博士生、硕士生们名正言顺地为他们打工呢？另外，他们是不是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学孔丘，不用为自己的打工崽们支付任何意外死亡费用呢？最后，孔丘左一个小人、右一个君子——暂且不说儒家以君子、小人为人际之分的文化是不是促成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得以横行的基础，就直接以孔丘把社会自然人别有用心地分为君子、小人的思想——也不能得出孔丘具有什么“仁爱之心”啊！
可惜的是，我们这些伟大的学者竟然得出了孔丘“本乎仁爱之心”这样的结论——这是怎样地无耻和巧言令色呢？志于济世救民——唉！孔子怎样救民？以什么救民？孔子所擅长的道德礼仪如果真能够救民——那“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管子岂不是大错特错了？这些大学者们呀，你们在学术造假上怎样卖乖就可以，你们千万不要拿中国国民一日三餐当儿戏哟！儒家之徒两千多年来，一方面满口仁义道德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礼教吃人的地步，一方面决口不提“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管子的智慧！而对于管子，孔子亲口定性管子为“仁者”——如此之“仁者”，”敏而好古“的孔丘不去学，孔子又以什么来救民？他真的能够救民吗？另外，那个宣扬“耕，馁在其中矣；学，禄在其中矣”的孔丘，如果真是有“志于济世救民”，就应该在当时以农为主的社会里教学生怎样务农——或改进生产技术、或改进耕作方式才是，可惜的是，孔丘碰到一个学生想学农，他背过脸就骂他为小人——这就是“志于济世救民”的行为？
正如最近一个日本人所说，一个两千多年也没有一点改进其牛耕木犁的国家，怎么让我么恩日本敬重它——而造成这样后果的，不正是宣扬“耕，馁在其中矣；学，禄在其中矣”的孔丘吗？一生弘道不辍——首先，孔子之道是什么道？孔丘当世之时，鲁国也不是没有用过孔丘，可惜鲁国在孔丘手里搞得一鲁三家分——自己也被弄得无立足之地，这就是孔儒之道吗？另外，孔丘车仆成群地周游列国而不见用——可见，挡横司社会对孔丘这些不知时世变易，矢志“从周”是相当了解的，如果与今日社会来比较，孔丘的”吾从周“的行为与过去“四人帮”在当时仍然倒行逆施地继续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要坚持的两个“凡是”之思想有什么区别？
很有些学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却不知道正是儒家文化（这一）“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的文化心理造就了国人之间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斥责这些学者因为”庐山之中“而导致了“文化愚昧”是不够的；最后，孔子之道在中国至少被弘扬两千年了，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除非这些人没有眼睛、没有人性，看不到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还以孔子“一生弘道不辍”为标榜——真他母亲的呜呼哀哉！其德其行彪炳千古——作为中华民族历代”帝王之师“的孔子，其“彪炳千古”的结果就是二十四史写不完的毫无人性的帝王发迹的故事？例如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唐玄宗玄武门之变、朱元璋火焚庆功楼、朱隶方孝儒灭门惨案——在这些事件中，作为“帝王之师”的孔子之“其德其行”是何等地光辉灿烂、“彪炳千古”呢？其言其文泽被后世——唉！我要吐了——歌功颂德之鹦鹉，在中国是何等地多？从三大报刊的领导讲话到新儒家的文章——为什么这几千年来都似从一个模子里刻出的一个腔调？你们这些吃人饭却不说人话的人类垃圾——看一看中国人吃的肯德基、麦当劳，网民用的电脑、学者们屁股底下坐的小汽车、国民身上穿的衣料西服、住的西方技术下的高楼大厦、学生学的西方科学技术，还有教授们赖以为声的西方文化知识——哪一样是来自孔儒文化对中国国民泽被后世的余惠？被你们无耻的学者们称之为“泽被后世”的“其言其行”在哪里？孔子志道据德——孔子之道是什么？
先说孔子之道之中，是绝无任何“人道”的——这一点，可以从台湾的牟宗三〈论人性〉宏文中，罕见其论述到儒家文化里有什么点滴“人性”的东西！可见，儒家文化无人性，哪里来的人道？更有甚者，孔丘之貉们连“小鸟大了要自己飞，动物长成了要学会自己捕食”——这野兽就知道的最简单的道理，却以什么“仁者，人矣”、“义者、宜也”之“假仁假义”禁制人之为人应该有的独立精神，以繁缛礼仪禁制人之为人所应该拥有的自由——孔儒之学无“人道”甚矣！
其次，孔儒之道无“国政”之道，一、孔子的“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之说教是导致中国为政者陷下媚上的政治潜规则形成的罪魁；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儒家以德乱法的文化是导致中国几千年来宪政不兴的祸首！再者，孔子之道中有没有“天道”的学问呢？就以儒家自言自语的“天道”内涵来说，“天道”即“天理”，而“天理”存在着欲自然万物之中，儒者必然要进行“格物致知”地“究天人之际”，才能开出所谓的天道来——这本来可以很好地促进人类作用于自然的科学技术之学问的，可惜的是，儒家之徒自孔丘以下，除了照本宣科地穷其一生于四书五经外，再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可见，儒家之徒的“天理”就是孔孟之道——这就形成了儒家文化中的狗追咬自己的尾巴转圈式的智障问题——孔孟之道中无天道！可惜的是，这些“不经别人（孔孟）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处于“不成熟状态”的学者们对孔孟之道这些不足不是缺乏足够的了解，而是他们正如康德所贬斥的——“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一群，儒家文化是现成的、不用动任何思想、就有人（孔丘）“替我有理解”、“替我有良心”、“替我规定食谱”了，所以，即使儒家文化有种种的缺失，只要自己能够在其中得到足够的话语霸权——自己“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何必管其他人是不是喜欢呢？
然而，中国纳税人拿出自己的血汗来供养这些学者，本来是指望他们能够从社会实践出发创造出国民“安顿性命”之学问的——还有什么指望？依仁游艺，祖述前哲，昭启后贤，创立了儒家学派——这里暂且不说孔丘在“依仁游艺”中是怎样地“等级”鲜明，就以其“笔则笔、削则削”地整理〈春秋〉其中的〈郑伯克段于鄢〉等文章所展露出的“寤生”修理公叔段是怎样地老谋深算地“引蛇出洞”——历代帝王伟人们惯用的“阳谋”之手段是不是拜《春秋》所恩赐？
另外，孔丘把三千多手诗最后删篡为三百零五首——仅仅留下“合于礼、宜于律”等篇章——整个地把远古朴素的民声给“断代”了，孔丘“创立了儒家学派”的同时，是不是也把中国远古文化中适宜于产生人类自由、民主之宪政的因素给全部地扼杀了？例如，就是被儒家文化作为反面教材的商纣王，他就制作了炮烙之刑，可是从商纣王的恶行上来看，商纣王即使把周文王囚禁了一十二年（？），也没有对周文王等施加“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炮烙之刑！从这侧面上可以看出，当时必然由于社会进步产生了其相应的炮烙之刑的法典！可惜的是，孔儒之徒以德乱法导致了社会全面后退，再由于“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春秋笔法”兴起之后，中国三代以前的真实历史再也看不到历史全貌了——这就是中国学者们所谓的”祖述前哲，昭启后贤、创立了儒家学派“的孔丘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奠定了中国文化的雍容气象与中和特质——嘿嘿，大学者们，孔子的“畏大人”等三畏是什么样的做人的“雍容气象”？“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这又是什么样的做人的特质？
这群学者们，是不是我们的祖先们在孔入文化下当惯了奴才，你们也被遗传了斯德哥斯而摩症——这一代不当奴才就浑身不自在了？孔子敏而好古——任何人“敏而好古”都没有错，错就错在孔丘“好古”到整个地要“吾从周”地“复古”，这是在怎样地倒行逆施呢？也许，幸亏孔丘是生活在人类还没有足够的本事象现代人那样能够把猴子关到一处假山里的时代，否则，以孔儒之徒们“格物致知（其实，孔子才不需要格物致知呢？因为“天生德与予”——是属于生而知之之属）”的劲头，看到猴子们在猴王的统治下，一派“互相捉虮子、挠痒痒”——即使打斗，堠王一拍即止的道德景象，孔丘必然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猴”的感慨！整理典册——这做法康乾做得更地道——不但招天下儒生为一家立言，于清朝统治不利的文字统统删掉，而且还会“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地大兴“文字狱”——此举此状，不无得之于孔丘乎？删述六经——这手法连日本修改教科书就得到真经了——日本不愧是得到儒家文化之精髓的国家，立天皇之国本、定侵华建立王道乐土之国是都是儒家无二的文化！
所以，我劝这些大师们，当你们在歌功颂德、或宣扬儒家文化之时，要再三思量——千万要避免圣人之道为外人学去——有些圣人的高贵品格、人性的光辉——只能秘而不宣才更好啊！否则，叫元人、满人、日本人学去，反过来加诸汉民族身上，真有点让我汉民族受宠若惊的感觉呢！推行大道——没有办法，看到这句垃圾之言，我只有问这些学者垃圾们，为什么其父辈母亲们在孔儒大道面前，要揭杆而起地进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呢？他们言从孔孟之经书，身受孔孟之道之指引，结果一代不如一代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成为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一群，这就是几千年推行孔儒大道的结果？既然孔孟之道如此是“大道”，为什么五四运动那一代人抛家离土要到海外寻求救国的真理呢？何况从你们今天对孔丘的崇拜上可以看出，孔儒文化在你们这些大学者、教授博导身上——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启蒙了近200年后，还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中国不应该缺乏实行孔儒大道的社会基础和人才，为什么现代某个大儒还要不惜一次次地假结婚来偷孔儒子民到国外生存呢？这些问题可以说你们除了顾左右而言它地钻进历史垃圾里一个也不敢回答！这是不是儒家之徒推行大道的行经？中国上古文化赖是以传唉！贱！中国政府现在花几亿纳税人的血汗拼命地进行的夏商周的“断代工程”——是不是对这句话的绝妙讽刺？中国后世文化赖是以立陡！
未来中国的历史罪人们！你们听好——即使人类中有四分之一的种族成为人类的垃圾——正如人类要和猴子分道扬镳一样，也阻挡不了人类整体进化的步伐！中国后世文化也必然要一代代地“扬弃”历史的垃圾，一步步地走向新生！君不见汉族人即使留头也不留发了吗？君不见“重农抑末”的儒家安民政治逐渐被市场经济抛弃了吗？君不见夷人的电脑、小汽车也成为搏导、教授、学者们的必备生活之常物了吗？君不见儒家文化赖以彪炳的道德仁义文化逐渐被自由民主之宪政文化替代了吗？我再次警告这些人类的垃圾学者们，是人类共同的文明之自由民主文化给了你们能够主张以谁的诞辰为教师节的自由和权利！不是创立儒家学派、“畏大人言”的孔丘给你们胆敢和政府法令对立地主张以谁的诞辰为教师节的自由和权利——我想这一点，你们比谁都清楚！
另外，正如你们一个个出娘胎时都没有穿任何衣服、长大了都要衣冠楚楚一样，中国后世文化即使今天出生——不带任何历史文化之衣服，也不能证明中国后世之人就不能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穿上自己设计的衣服来！难道中国后世文化不立于孔儒文化之上，就不能立于十二亿国民自我创造之文化了（唉，就算有一亿钻在历史垃圾里不肯出来的儒徒罢）吗？人类长河中有的是“历史悠久”之民族照样灭亡的，人类长河中有的是把自己的人文习惯立于无路可走的悬崖峭壁之上的民族！保守残缺、无视人类整体文明的民族如同几百万年前的猴子立足于自己的爬树、吃现成的果子的猴子文化一样，猴子们的文化不是没有延续的前途，但这决不能成为中国人未来的前途！中国文化赖是五千年而一贯——中国文化什么是一贯的？胡服骑射终止了什么？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又终止了什么？武昌起义是不是把中国一贯的儒家文化之核心——皇帝（猴王）给彻底地废除了？
如果说中国文化还有什么一贯的话，那就是这一贯的歌功颂德而不知羞耻的人类垃圾还是“一贯”的！如果说中国文化还有什么是一贯的话，就是这一贯的腐败不已的儒家的王官文化了！无耻啊无耻！儒家之徒们将要这一贯的无耻文化宣扬到何时？孔子学而不厌——嘿嘿，孔丘主张“怪、力、神”吗？孔丘容忍“异端”之存在吗？孔丘“鼓而攻之”的教诲是不是今日“党禁”、“儒脔”的师爷？孔丘诛杀少正卯的手法是不是今日报禁、网禁“赖是以立”的文化根基？由此，孔丘不是“学而不厌”，而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教唆犯！，诲人不倦——唉，什么诲人不倦？是毁人不倦吧？“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整个地是一个精英教育的鼻祖，在他的毁人不倦之下，成功者只占2.3%——如果你们这些精英们赞同孔丘的诞辰作为教师节，97%的国民会答应吗？与现代社会教育宗旨相称吗，大学者们？首开私门讲学之风——唉，不说少正卯的故事罢，也不说孔丘首先提出“耕，馁在其中；学，禄在其中”的教唆罢，就说其“学而优则仕”的讲学之高标——一方面是导致中国古代民间（古带科技只能在民间）科学技术极度不发达，一方面又是导致中国今日社会三千大学生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同时又是博士、硕士争当公务员之“始作蛹者”，那么，孔丘的“讲学之风”是不是如此地在“泽被后世”？如果这样的人作为今日教师的楷模，能够教出现代合格的普通公民吗？另外，孔丘的“惟上、惟德”毫无“以人性为本”的“士者”之师，怎么能够成为百万教师培养国家未来自由、民主之公民的典范？孔丘的“私人讲学之风”如果为教师界所模仿，演员走穴，教师家教是不是也理所当然？有教无类——樊迟学农被贬斥为小人，这“有教无类”的匾额也该摘下来了吧？另外，现代聋痖学校、终生教育等学校的开办，是现代人类文明的结果呢？还是孔丘的“有教无类”之使然呢？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前面已评！
被古人尊为至圣先师——这样的“至圣先师”还是缓叫的好！猴子如果能够说话，一定比人类叫它们的猴王为“至圣先师”叫得更欢——为什么？因为猴子更愚蠢，它们只知道猴王教它们捉虮子、挠痒痒的道德是伟大的，它们不知道人类还可以创造出挠痒耙等工具来——我想，现代的中国人不会这么把人类的牛顿和爱因斯坦抛在一边地“只知秦汉，不知魏晋”地只知道“至圣先师”吧？万世师表——可怜！我知道孔子自己能够力举大石头，桓魁宁愿拔掉孔丘赖以避阴的大树，也不和其正面冲突，可是，以孔丘思想“万世师表”下来两千多年后，中国汉民族不但要留头不留发地屈辱生存，而且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东亚病夫的地步——这“万世师表”之“伟大”，比得上清兵的铁骑，英国的船坚利炮更无坚不摧、无孔不入啊！
也许，中国古人由于处在四面环山、环海的上天特别眷顾的特殊环境里，如果没有和其它文明相竞争的条件下，躺在猴王恩赐的血缘秩序里，称发明这血缘秩序的孔丘为“万世师表”不算为过，但是，在今天，看看中国亿万个学生所学、所用的安顿性命的文化知识竟然百不抽一于这“万世师表”之名下的孔儒文化，怎么配得上什么“万世之表”之名号呢？即使吹鼓手再吹捧，可惜国民已经觉醒——这“万世师表”的画皮一揭穿，再披上也就不伦不类之甚了！另外，今后的教师节定在什么日子——我宁愿希望虚位以待中国未来的教育家的诞辰，也不希望这个被吹鼓手们吹捧起来的的孔丘来占据这个节日！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主要导师——嘿嘿，你们一个个学者也是“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为什么不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呢？今天，孔子虽然成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的人了，却不曾想到，就是孔儒文化对国民头脑的禁锢，才导致了“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的局面——中国人吸附在孔孟的卵翼下太久了！可恶的是，这些学者们吸附在那里，不肯努力，还想让中国人都学你们一起吸附在那里（可以想象的是，由于他们吸附在根子处，别人只好吸附在它们身上——他们“伟大”的形象就成长起来了）——即使再过三千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的人物恐怕也是孔子，是不是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孔丘在中国，能够抵得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整体对中国崛起的围追堵截——不但温柔得多，也更有效——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再证明两千年又何妨？所以，配合中国人当奴才更要面子的心理，外国人是非常乐意于认为孔子是中国的“人类精神文明的主要导师”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导师的思想在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也没有能够把中国人精神文明起来——让中国人再次自淫自摸于儒家文化之中，何乐而不为（克己之学——绝对避免中国人争夺地球资源的野心；复礼又能够让中国人保持媚相十足奴才姿态）——这才是抬举孔丘的要旨！
好了，鄙人一句一词之评到此！吹鼓手们吹得再响，离开喇叭就显示出自己的乖谬来！“万世师表”的光辉遮掩不住整个民族的思想贫困！“至圣先师”的伟大，更加重中国要从精英教育转换到公民教育的困境！任何在历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学说在其垂死前都有依次回光返照式的挣扎！也许，越挣扎越离死亡不远——我微笑地看着历史的僵尸通过学者们返魂——毕竟是返魂，终究要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腐儒千万，不增孔丘一分之高；人类万载，未来圣贤才可期待！ 刘绪贻教授:祸国殃民的新儒家重建儒教，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刘绪贻教授谈大陆新儒家（节选） 问：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请问您对于其中大陆新儒家的活动及其所起的作用有什么看法？ 答：近年来大陆新儒家兴风作浪太厉害了，其中少数人几近猖狂。社会上尊孔读经之风也再度流行起来。对于这些情况我内心非常不安，我对现代新儒学非常反感。这两年，特别是蒋庆这个冬烘先生很猖狂，我很想写一些东西来批驳他们，但是现在年纪太大了，我今年已经93岁，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很希望能读到批判大陆新儒家的力作。 现在我有一个感觉，从邓小平到胡绳、李维汉、李锐、任仲夷等同志，他们这些人都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解放以来，过早地批判了资本主义，而对封建主义的东西批判不足。所以才会有现代新儒学这么兴风作浪，尊孔读经这么流行的情况出现。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有两篇文章(2001年9月26日《长江日报》第13版上的《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和2002年12月31日《长江日报》第14版上的《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都是谈这个问题。 这两年大陆新儒家的活动，自由主义者在批判，而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站出来。我有一个想法，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过早地、过分地批判资本主义，反对“全盘西化”，但是对于像蒋庆这样的人，他要用儒家思想、“三纲五常”这一套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要用旧社会的制度来代替我们现在的制度，公开地反对民主，反对社会主义，反而能够容忍，三联书店、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他的著作，到了这种程度，真是令人难以想通！为什么有些人一听到民主、自由这些东西就反感，对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却这么容忍！我以为是这些人的头脑中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太深、太严重的缘故。“五四”以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都不支持儒学，都是批判儒学的。是谁支持儒学呢？袁世凯、张勋、蒋介石、韩复渠，还有湖南的军阀何健，这些人都是支持儒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或者想当皇帝，或者想做宰相。
为什么当广州有的刊物发表像任仲夷这样的老同志提出可以搞“三权分立”的谈话时，就有人去“消除影响”，而最近大陆新儒家蒋庆等人这么猖狂，又是鼓吹读经，又是要重建儒教，却受到如此容忍？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甚至赞扬“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现在中国正在提倡法治，他还提倡这个！前不久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还把蒋庆请来（蒋庆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但提交了题为《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的论文，后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访谈者）。蒋庆这个人的人品也是有问题的啊!他无中生有地吹嘘教育部聘请他编高中教材，教育部主管的有关机构不是已经辟谣了吗？当然，宪法里面规定了言论自由，让他讲话、写文章是可以的，但是三联书店、高等教育出版社帮他出书宣传他的那一套，我以为确实没有必要，至少出版方向糊涂。 问：您认为科学、民主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土壤里面生根，最为重要的动力是什么？ 答：现在科学、民主在中国生根了没有？我认为没有。我刚发表了一篇文章（指《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9期[A]。——访谈者），我最近给《长江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不要再让孩子们读《三字经》了，不要再毒害孩子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发表？又比如说像《读书》这样比较开明的杂志，我有的文章它发表了，但2003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是谈“民主”与“民本”区别的：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民本思想，没有民主思想。责任编辑是主张发的，但当时总编却不让发。把“民主”和“民本”的区别说清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思想，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那位总编却不敢或不愿意发表这样的文章！1989年4月22日，李锐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坚决克服封建遗毒和‘左’的顽症》中指出：“甚至有人一听说民主和自由，就神经紧张起来。”的确是如此！当然，我国现在在航天事业和其他某些科学领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很难说科学、民主已在中国生根了，我看还是说得谨慎些好。 我的党龄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了。我的感觉是，中国现在不要怕西化。自由主义也没有那么可怕的，甚至可以利用它来推进科学和民主，因为自由主义者是服膺科学和民主的。实际上，现在的知识分子，如果允许他们说真话，有几个没有自由主义思想？有的甚至就是自由主义者。一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员，但骨子里有自由主义思想，这恐怕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我想，党中央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这些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勤勤恳恳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吗？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现在老是反感、批评“全盘西化”这个观点，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因精力不足，尚未动笔，但我思想上总认为不要怕全盘西化。世界上有没有全盘西化？我觉得没有。能不能全盘西化？我认为不能。所谓西化的内容，实际上最早是起源于英国、法国。德国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后起的，它当时是学英国，学法国；在学英国、法国的过程中，德国的传统文化是进行了一些抵制的。德国最后实现的“西化”，是英国、法国的现代化和德国传统文化的混合体。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是真心诚意地在那里西化，但是日本原来的旧文化的传统也是一方面吸收，一方面抵制，最后是“西化”了，所以现在我们把日本列入“西方”。但是，日本究竟“全盘西化”了没有呢？日本的天皇制、武士道、军国主义，并不是从英、法、美学来的，而是日本固有的。小泉纯一郎现在搞的这一套东西完全西化了吗？没有！就是美国的印第安人，几百年来也没有全盘美国化。所以中国不要怕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不是“西化”太多了，而是西方的民主、西方的自由这些东西在中国受到的抵制太多了。中国要建设现代意义的法治国家，就必须抛弃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念与法治体制，学习西方的法治观念与法治体制。 现在提倡和谐社会，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要使社会和谐，就必须消除造成社会不和谐的各种因素。我以为，在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不正常，前者具有绝对权力，后者的权利没有保障。改革开放前，如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所说：我国“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一般工人当然就没有发言权，工会也不能代表工人反对官僚主义；农民就只能成为二等公民，贫穷困苦；知识分子便沦为“右派”、“白旗”和“臭老九”。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提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情况有所好转，但远未完全改观。2002年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于是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但是十六大以后，我们从报纸、杂志、电视上看到的，大都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为人民服务”这一类提法。这些提法当然是对的，但这些都是从党和政府的领导立场出发，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不相干，甚至矛盾，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列宁曾经认为，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苏维埃已成为‘为了劳动人民’而不是‘通过劳动人民’的机关”。这种类型的国家将逐渐消亡。而斯大林是“把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家庭，都置于国家的无所不包的监督之下。”(新华社参编部：《参考材料汇编》1989年第3期《苏联历史的反思》第17页)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是后来苏联崩溃的主因，这种前车之鉴是我们绝不能忽视的。“为人民”是好事，不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是绝对不行的，是不能持久的。 问：您这么不喜欢儒学，难道您认为儒家中没有一点可取的东西吗？ 答：那也不是。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总以自己国家有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是一种光荣；认为一个民族没有文化传统，这个民族就没有灵魂。而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是儒家思想，如果儒学被否定了，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就大体被否定了吗？因此许多中国人对否定儒学在思想感情上难以接受。这种思想感情里面虽然有误解，但还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感情并不是理性。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儒学的内容是很复杂的，我们是否可以将它分类，分成精华与糟粕两部分。三纲六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是儒学的纲领，是对国家政治、社会体制的规定。这个纲领是糟粕，是应当否定的。如陈独秀在其《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载《独秀文存》第一卷第149-150页)中所说：“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纳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的不平等学说？”当然不能。除此纲领外，儒学中有些关于为人处世的伦常日用之说是很有益的。 儒学里面是有一些好的、有益的内容，或者说是精华部分，但是这些内容有其特性，作为儒学总体的组成部分，它基本上是为维持三纲六纪体制、为维持君权父权夫权甚至神权(“天”)服务的，也就是为儒学的糟粕部分服务的。我们现在要想提倡、继承儒学中这些有益的内容或精华部分，就必须把它们从儒学的总体中剥离出来，让它们和糟粕部分脱离关系。否则是非常危险的，是很可能导致“文化大革命”那种恶果的。现代新儒家不懂得这个道理，老是在那里侈谈“返本开新”、“由内圣开外王”，真是徒托空言，痴人说梦！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要继承儒学中有益的内容，决不能笼统地提倡复兴儒学、继承儒学，不能笼统地提倡尊孔续经，因为儒学、儒经、孔子学说的纲领性部分是糟粕，是绝对应当废除而不能继承的。我们只能继承、提倡从儒学总体中剥离出来的精华部分。而且还应指出的是，这种剥离工作，或如有些人说的“抽象继承法”，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我们非常谨慎。 问：您曾经这样讲过：“我爱祖国和祖国文化，但反对儒学。”在您的心目中，“中国文化”或“民族文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答：这很难说。我现在还没有把它想得很清楚。在讨论中国文化或民族文化以前，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非常多，对我来说，我是同意我的美国导师威廉?奥格朋(WilliamF.Ogburn)的定义的。他把一切人为(manmade)的东西都称为文化，并将之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我也是这样。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一切人为的事物，范围很广，决不仅仅是儒学。比如在物质文化方面，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著名的青铜制造业。《左传》、《尚书》、《越绝书》等古籍中就记载着夏铸九鼎、夏启铸鼎和以铜作兵的传说；到商代后期与西周时，我国的青铜工艺已达到高峰阶段，制造的青铜器在世界青铜器中无与伦比。其次，商代已经出现了釉陶，是我国后来享誉世界的瓷器的前身。此外，商、周时期，中国的骨器、玉器、石器、漆器、皮革、纺织、建筑等业，也都有相当的发展。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夏代已经有历法或历书，如“夏历”、“夏小正”。商代历法更进步，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而且有闰月的设置。商代甲骨文中保存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和月食的记录，并有火星、商星的记载。 其次，商、周时期，我国已有甲骨文、金文这样相当成熟的文字。西周至春秋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只可惜其中很多内容后来被儒学化了。此外，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和成组的乐器，如编钟、编磬等，说明当时我国雕塑和音乐也有相当高的成就。战国时期是个百家争鸣的年代，除儒家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杂家、纵横家、小说家等等。我认为，在这些家中，墨家的思想就比儒家的好。因为墨家讲兼爱、非攻、尚贤、节葬、节用、非命，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墨家学说还对于先秦哲学、逻辑学、工程技术学有一定贡献。当然墨家也有些问题，但我觉得它的主流是好的。法家的代表人物荀况和韩非，在哲学思想上主张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法治和“法后王”，这比主张唯心主义、人治和复古倒退的儒家是较胜一筹的。名家认为在名实关系中实是第一性的，名必须符实，这比儒家的“存名正实”的复古思想当然要进步。同时，名家学说中还具有某些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也是儒学望尘莫及的。兵家《孙子》一书，直到当代，不仅其中论点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而且全书在军事学、战略学方面至今仍具有国际影响。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包括《离骚》在内的《楚辞》和大型壁画。在科技方面，出现了农学专著《后稷农书》，工艺专著《考工记》，天文学著作齐国甘德的《天文星占》和魏国石申的《天文》。著名的《九章算术》也可能出在这个时期。
秦、汉以来，除儒学的发展演变之外，中国文化中当然还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在物质文化方面，英国李约瑟教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已有详细记载，可供参考。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好东西也很多。比如文学，有汉赋、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近当代龚自珍、黄遵宪、王国维、鲁迅、毛泽东、柳亚子、陈寅恪、钱钟书、郭沫若、冰心、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聂绀弩、赵朴初等人的诗、词、曲、小说、散文、杂文等，不胜枚举。比如艺术，中国的国画、书法、国乐、戏剧、曲艺、雕塑等等，也都蔚然可观。文学艺术以外，其他非物质文化成果还很多，我所知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还应指出的是，由于历代的人祸天灾，特别是由于“文字狱”的祸害，失传了需要我们去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严，亦为数甚巨。 综上所说，足见除了儒学之外，中国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只是我们研究、挖掘得还很不够。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否定了儒学或儒学的纲领性内容便会否定了中国文化或中国的传统文化。 说到这里，另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准确地估价我国的传统文化：既不能估价过低，使吾人妄自菲薄，不求进取；也不能估价过高，使吾人狂妄自大，固步自封。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不小缺点的，它里面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使中华民族稳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两个重要因素“民主”与“科学”的种子，因此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废除专制制度、发展人权的进程上步履维艰。中国从汉代到清代，社会变化不大。有一个西方人说，中国从前在用铁犁的时候，西方还只能用木犁；但当西方已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在用铁犁。西方在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进步非常的迅速。我的一个学生叫韩铁，现在是南开大学教授，最近在《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环境保护在美国法院所遭遇的挑战》，其中说到：美国的一部法律史就是掌握法定权利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所拥有的权利不断扩大的历史。比如说，美国的儿童、妇女、黑人、胎儿这些群体，原来都是没有权利的(美国的妇女在1920年以前还不能参加选举)。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这些群体都取得了法定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还在不断地扩大，甚至于包括了像同性恋者。这是一个阶段。后来，除了人类的范畴之外，市政府、公民团体这些社会组织也陆续取得了法定权利。再后来，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界也取得了法定的权利。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提出树木应不应该有起诉权的问题，而且认为，如果人类对待树木太残酷的话，树木也应该有起诉的权利。美国的社会是这样，你看我们的社会，到现在，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还没有可靠的保障哩！当然，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我就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对小布什政府借反恐怖主义之名来削弱美国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非常反感。 问：现代新儒家主张读经，而且主张从娃娃抓起。您是反对儿童读经的，为什么要反对？ 答：我在这里不想对现在读经运动中所提到的那些经书一一进行评论，只想对《三字经》进行一些分析，说明它是不适宜于儿童的读物。当然，《三字经》中也有极少数内容是对儿童有益的，比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也有一些内容是对儿童无害的，比如关于数字、天象、季节、方向、牲畜、谷物、历史朝代等知识。但是，《三字经》中严重有害的内容是不少的。 首先是它有违反科学和事实的内容。比如该书的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就是非科学的。现代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早已证明，人在刚生下来时，只有自然之性，没有社会性，故其性无所谓善恶，善性恶性都是后来在社会生活中养成的。又比如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把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和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联系起来，显然是荒唐的，但该书却断言：“此五行，本乎数”，认为是合乎规律的。该书还说：“我周公，作《周礼》。”但是经过历代许多学者研究，直到今天还不能证明《周礼》系周公所作。又比如，该书说“炎宗兴，受周禅”，实际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出戏，人所共知是赵匡胤自己导演的。他通过导演这出戏篡夺了周的天下，怎么能说是“受周禅”呢？该书还说：“勤有功，戏无益。”“勤有功”是对的，“戏无益”则不对。现代教育学认为，适当的游戏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开发，有益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再比如，该书说“《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论语》中的确有孔子弟子记录的他的善言，但也记录了他的一些“不善”之言。比如《泰伯》篇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乃是要求人民群众盲目地服从统治者，以便统治者实行专政，是和现代政治要求公民有知情权，有监督统治者和维护自己权利之权的原则背道而驰的。《颜渊》篇中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鼓吹腐朽的宿命论；孔子答齐景公问政之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鼓吹腐朽的君主专政和家长制思想。《子路》篇中肯定父子互相隐瞒偷窃罪行的说法，是破坏现代法治的言论。《阳货》篇中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显然是站在男权主义与剥削阶级立场发言的。由此可见，笼统地说《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他的“善言”的书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其次，《三字经》中充满了典型的一般人所说的封建思想，亦即君主专政和家长制思想。这种思想是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水火不相容的，它集中体现在“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和“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两段话中。对照中国历史，特别是汉武帝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按照三纲五常教条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鲁迅先生说是一种吃人的社会，毛泽东说是一种政权(即统治者权力)、族权、神权和夫权统治的社会。所谓“君臣义”，说到底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父子亲”，说到底是“父命不可违”。所谓“夫妇顺”，说到底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至于五常，则是为三纲服务的，为维护和巩固三纲的。以五常之一“礼”而言，就是按照尊卑、贵贱、长幼等次序，规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的社会地位、生活规格、行为规范的。这些礼节等级森严，不可逾越。大家在看演皇帝的各种电视片时，就可以体会到礼的作用，因为片中各种人物的社会地位、生活规格以及彼此之间的对待方式(比如臣对君的跪拜、君对臣的赐死)，都是以“礼”为根据的。 再次，《三字经》提倡的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是过时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教育原理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公民。《三字经》提倡的教学目标是“上致君，下泽民(注：这就是做官)。扬名声，显父母”，是忠臣孝子，是脱离生产劳动的官老爷、人上人。社会主义教学对象不分男女，《三字经》讨论的教育对象只是男子，因为它说：“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社会主义的教学内容，是德、智、体(或德、智、群、美、体)全面发展，《三字经》提倡的只是读书，而且主要是读儒家的书，特别是宋代新儒学的书，从朱熹编著的《小学》(注：该书言洒扫应对进退之事)起，然后是朱熹注的《四书》，然后是其他经书，最后是子书史书。不过由于读子书不能猎取功名，大多数人并不重视。社会主义教学方法注重灵活多样，除读书外，还画画、作手工、参加劳动、进行体育锻炼、做实验、参加社会调查等等；即使读书，也要阅读面广，注重启发式。《三字经》则提倡死读书，甚至劝导人们“头悬梁，锥刺股”，牺牲睡眠时间，心无外鹜，死记硬背经书。按照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身体衰弱、眼光短浅的忠臣孝子，说得严重点，是培养奴隶胚子，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 由上所述，显而易见，《三字经》是有害于儿童身心健康的。我衷心地希望人们再不要引导孩子们读《三字经》和蒋庆宣扬的那些经书了。 青春是拿来后悔的-转自西风独自凉 有个作家说青春是拿来挥霍的。也许。也许，很多人的青春和我一样是拿来后悔的。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恨不得马上为国家民族燃烧身上的每一滴血。我后悔17岁的我站在文化局第一把手的面前，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之后，问她：“宪法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为什么印刷厂说要有主管文化的副市长的签字才可以接受印刷报纸的订单？副市长说根据程序，要你们先打个报告给他。”
她望着乳臭未干的我，眼镜差点掉进茶杯。她向我了解了一些情况，跟我的老师通了电话，请求我的谅解，出去与其他领导协商之后，代表文化局正式回复我：“要文化局给市里打报告，你们必须先打分报告给文化局，内容包括：1.你们必须挂靠1个单位（可以是学校），由这个单位出具证明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文件；2.你们的办报宗旨、读者对象、发行范围、资金来源；3.你们将要发表的所有稿件的副本。”她个人建议报纸定位以“校报内部交流”较为容易通过。 OK。我甚至开始幻想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通过同学们的手，市民们纷纷花1根冰糕的代价享受我们精心为他们打造的文化美食。我一点也不担心销路，卖报的同学都是友情加盟，而且，第一期有两个名校老师关于师生情谊的回忆，还有各个学校优秀作文的汇编及其老师的点评（已经解决了一大半的销量），更别说还有被我们寄予厚望的主打文章《螳螂》。可是，万一-----我虽然冲动，却不能不想到----是啊，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哥哥被我的苦苦追问逼得走投无路：“好好，卖不完的我全包了，大不了送人就是了。” 万万没有想到，因为《螳螂》，呕心沥血的一切嘎然而止，我也就此结束了短暂的“新闻”从业生涯。我不后悔自己的不妥协（绝不撤消这个稿子），以至报纸出版功败垂成。我后悔的是当时没有对所有无私帮助这个一期报纸也没出的“报社”的人们说声谢谢，包括那个好心的文化局长（有的东西她也掌控不了）。啊，后悔的多了。最后悔的是没有亲口告诉“螳螂”，我很钦佩他，象他这样自不量力的人多了，这个社会才算真正进步了。看看怀念上山下乡的青春无悔的狗屁文字，以及《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样的垃圾电视（不能超过3分钟，否则非吐不可）,再看看那些13不靠的知青现在的生活境遇，我更加坚信：在任何时代，青春都是拿来后悔的。血仍未冷，但是，却更多了一分理性。悔，是成长的代价---- “螳螂”姓张，他最早为这个城市所熟悉，是因为文革期间张贴“油条为什么要涨价？”的大字报：粮食局卖的油条从1根两分涨到3分，但分量轻了，而大家的工资没涨，很不合理。结果被打成反革命，批斗游街。一些老人至今记得他站在车子上，高音喇叭在批判他，因为拼命大声辩解，他的嘴里被塞进一截又短又粗的木棒，满嘴血沫。老人们说，这是个好人啊。老人们说他的头发都是硬的。 在监狱里不甘寂寞的他向干事建议（天啦，在那个年代）：利用业余时间把青年犯人组织起来踢球，以消耗他们过剩的精力，减少打架斗殴带来的管理上的麻烦，让犯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事同意了，有次踢球打碎了一块办公室的玻璃，也算了。他对干事充满了感激。在采访他的时候，我有个强烈的感觉，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难总是一笑而过，对别人的点滴恩惠总是念念不忘。 平反出狱之后，写得一手好字的他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电影院，继续写画电影广告。他对广告颇有研究，几句话点出影片的精髓和看点。他苦思冥想精心制作的电影广告乃城市一景。改革开放之后，他高票当选人大代表，但只干了1届。领导说老张你个人有什么困难尽管提，组织上尽量为你解决，不要老提大面积的一时很难解决的问题。他说他是人民代表，不为群众说话怎么行？行，那你靠边稍息去吧。据他讲，换届选举他的票数还是很高，还是被刷了下来。 80年代他广为流传的1个故事是去北京找到国家体委、著名教练员出身的足协领导，请求让自己出任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以争取早日打进世界杯。人家当真会见了他，给了他几分钟的时间阐述带队思路，然后答复：只要你带出一只能和现在的国家队相抗衡的队伍，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就是你的。国家体委甚至把电话打到我们这里的地区体委，问老张是“什么人”？回答（经过仔细掂量）：1个有争议的人。 北京之行，除了为老张指明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他很久以后才明白，靠他一己之力，那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顺便做了不少好人好事，一些骗子和真正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都得到了他力所能及的资助。有些人还通过汇款把钱还给了他。在他的家里，我看了一些感谢信，都很短，字迹凌乱，感激之情跃然纸上。想起格瓦那的一句话：面对别人的苦难，我怎能转过脸去？ 老张用自己的积蓄组建了一支名为“振兴”的少年业余足球队，最好成绩是一次地区邀请赛的季军。我看过他们训练，老张特别强调位置，前锋怎么跑位，边锋传球的路线与接应，看不出有比徐根宝们高明的地方。一次，有人冲正在安排队员在沙土球场上跑圈的他大喊：“老张，你想出名想疯了吧？跑到北京见***，你有神经病啊？” 他一笑了之。我的1个同学不干了，上去2话不说，一记凶狠的直拳将那个家伙击倒在地。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最漂亮最解气的一次技术性击倒。 后来，“振兴”队与广岛（成都友好城市）少年足球队较量，被打了个6比0。老张不以为意，继续训练球队。他是个乐天派，见谁都是笑哈哈的。他说结果并不重要，哪怕让这些孩子组织起来锻炼一下身体也是好的。如此豁达。后来，我离开了那座城市。等我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大吃一惊：自杀？！不可能！这样一个乐天派怎么会自杀呢？ 因为房地产开发，50年代由前苏联援建的电影院要拆掉。在电影院干了一辈子的老张认为电影院建筑风格富有特色，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有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但开发商显然不这么认为。上访、写信申诉都无济于事。在动工拆毁的那天，眼看自己倾注了无限心血的电影院即将化为一片废墟，他一下子想不开，走了。唉，金属都有疲劳的时候，何况一个血肉丰满的人呢？ 回到那座城市，我总是尽量避免经过老电影院原来所在的街道。我怕又想起老张。时代的车轮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向前飞奔，无可阻挡，但是，我想，要是象他这样的螳螂多了，也许，车轮行进的方向会更多地进行修正，变得更合理更富于人性的温暖。 November 10 鲁迅——《呐喊》自序我的词：“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他确实使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人总是容易遗忘，容易适应这个环境而懒得思考。国之大幸，还有人做着把人们惊醒的事情。附上鲁迅先生的文章，聊表心意。 鲁迅——《呐喊》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致“hahahahah” ——以老罗的文章做一个结尾吧
老罗的博我的评论：我本来想在标题后面加上 既有娱乐性，又有。。
不知道怎么写了，又有正确性吗？这个词太奇怪。
想了半天，我想说口无遮拦者有时候比那些词藻华丽、懂得煽情的人距离真理更近一点。刚选完人大代表，可惜是个假，不然投他一票何妨呢。
理查德道金斯的装逼犯研究和神奇的装逼文章自动生成器 -转自老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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