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s profile火鸟的窝PhotosBlogLists | Help |
|
May 30 虽然知道没人看,但我还是要转发虽然知道没人看,但我还是要转发,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义务吧,去他的PX
亲爱的朋友: 我跟你一样,是个胆怯的人。但是,就算我们是一只小鸟,临死前也要发出一声呐喊。我不是专家,不知道PX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就凭着105名专家的反对,就凭着全厦门民众的反抗,我就可以论断PX是一个将置我们于死地的罪恶工厂。为什么厦门的媒体一声不吭?为什么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抗议?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比首钢更愚蠢,比远华更黑暗”的项目忍气吞声?为什么要把一颗原子弹放在家门口危害子孙后代?我们不可能像赵玉芬院士那样成为民族脊梁,也不可能像连岳先生那样成为厦门勇士,我想,我们转发一下文件总是可能的吧? 哀莫过于心死。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别以为你住在岛内就不会受污染,PX将毁掉的是整个闽南金三角;别以为你在外地就跟你没关系,你总有亲戚朋友生活在闽南。请将我的文件: 一、 贴在你的博客上; 二、 发给所有的熟人。 臺灣陳由豪與翔鷺集團合資已經在海滄動工投資px專案,這種劇毒化工產品一生產,廈門島意味著放了一個原子彈,廈門人民以後的生活將在白血病、畸形兒中度過。我們要生活、要健康!國際組織規定這類專案要在距離城市100公里外開發!我們廈門島距此項目才16公里啊!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行動吧!參加萬人遊行,時間六月一日上午八點起,有所在地向市政府進發!手綁黃色絲帶!見短信群發給廈門所有朋友! 105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提案 建议厦门一重化项目迁址 《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15日 本报讯(记者郑燕峰)我国内地最大的重化工PX项目正在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开工建设。106位来自科技、教育、九三、医药卫生、台盟、民盟的全国政协委员对这一项目的安全距离表示担忧,联名提案要求暂时叫停,迁址建设。 根据厦门市政府网站和当地媒体的报道,位于海沧区的腾龙芳烃80万吨PX项目总投资108亿元,建设内容包括PX主厂区、热电站及配套码头,预计2008年年底建成投产。建成后它将成为我国内地最大的PX生产企业。 作为提案牵头人,中科院院士赵玉芬委员说,PX全称“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而且遇氧只需27摄氏度就会爆炸。“厦门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岛,安全距离不够呀!”她说,在这个项目中心5公里半径范围内,有超过10万人口的居民,有师生数近5000人的厦门外国语学校和北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学校。在7公里半径范围内,有厦门市政府,有国家级风景区鼓浪屿。 “这些石化企业距离新城区最近的距离只有300米、离学校只有500米、医院在2500米、离规划中的新城区中心点也只有1500米。” “我们的提案主要认为,这个项目选址有问题,安全距离不够。海南省一个同样项目距离海口市128公里,大连一个更小规模的PX项目,距离大连市也有100多公里。” 百名委员紧急提案要求海沧PX迁址 《中国经营报》2007年3月19日 作者:屈丽丽 “厦门危险,PX项目必须紧急叫停,并进行迁址!” 两会期间,105个政协委员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成为今年政协的头号重点议案。 “紧急议案”直指百亿化工项目 2006年3月13日,两会议程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记者找到了本议案牵头人、政协委员赵玉芬女士。 “因为牵涉到重大的环保问题。”没等记者过多询问,赵玉芬委员就脱口而出。 而她所说的PX项目,指的是2006年厦门市引进的总投资额达108亿元的腾龙芒烃(厦门)有限公司的一个化工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腾龙芒烃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PX生产企业,并为厦门市增加800亿元的工业产值,但危险性却极高。” 有着浓厚化工背景的赵玉芬委员极其恳切地向记者解释。 “说PX你可能不清楚,但是2005年11月吉林双苯厂爆炸事件你一定记忆犹新,PX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而PX项目就位于人群密集的厦门海沧区。” 的确,从赵玉芬在提交议案时所附的“海沧PX项目地理位置图”来看,该项目中心地区距离厦门市中心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鼓浪屿均只有7公里,距离拥有5000名学生(大部分为寄宿生)的厦门外国语学校和北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学校仅4公里。 不仅如此,项目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海沧区人口超过10万,居民区与厂区最近处不足1.5公里。而10公里半径范围内,覆盖了大部分九龙江河口区,整个厦门西海域及厦门本岛的1/5 。而项目的专用码头,就在厦门海洋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的珍惜物种包括中华白海豚、白鹭、文昌鱼。 赵玉芬委员还告诉记者,目前厦门本岛的出口道路只有两条,一是位于本岛西北连接集美区的厦门大桥,另一则是位于本岛西南连接海沧区的海沧大桥。海沧PX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或者是危及该项目安全的自然灾害,如台风、地震、海啸,乃至恐怖威胁,厦门本岛的上百万居民,不知要花多少时间从四车道的厦门大桥撤离? “联苯厂存在特别重大的安全性隐患,是不能靠近城市的,至少要建立在100公里以外,城市才能算安全。”赵玉芬说。 “可是,要是有很好的环保措施,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记者拿出2006年12月9日发表在新华网福建频道上的一篇文章《厦门海沧PX项目投资近5亿 高标准保护环境》问。 “再好的环保措施,安全性也仍存在隐患,对此,我们根本不能用爆炸或泄露的可能性来衡量,因为一旦发生危机,后果不堪想象,损失不是多少个亿的GDP能弥补的。” 据了解,众多委员之所以如此紧急地提议案,是因为PX项目去年2006年10月才刚刚批下来,企业还处于建厂房的时期,根本没有投产,这时候搬迁对企业的损失不会很大。 环评司暂缓批准新项目 2007年3月14日上午9:00,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在潘岳副局长的授意下召见了提案代表。 与环保总局的沟通任务落在了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沈士团委员与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院士田中群委员身上。 然而,对这一问题表示了莫大认同和理解的祝兴祥也似乎无能为力,因为一个根本的问题是,项目投产是国家发改委批的,国家环保总局在项目“迁址”问题上根本没有权力。 “针对该单个项目的环评早已通过。环保总局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就是对厦门市绝不再批新的化工项目。”来自环评司的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现在厦门市海沧区还在陆续申请新的环评项目,我们都压下来了,也就是说,环保总局已经开始对厦门市的环评实施区域'连坐’。” 的确,经过记者后续的调查,发现厦门市海沧区正在进行的带有同样危险性的化工项目并不止PX一个,还有年产270万吨的对苯二甲酸生产线,以及年产80万吨的聚酯化纤的生产,厦门市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一条石化产业链,由此打造厦门海沧“石化重镇”的概念,而要实现这一“石化重镇”,肯定还需要上马一大批新项目。 “这正是我们的担心所在,很多项目单个考虑时似乎都符合环保标准,有的甚至达到了先进水平,但从区域环境容量或区域规划角度评估,多个项目放在一起的集合影响就有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近年来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激增的根本原因。”赵玉芬说。 “对此,不只是赵玉芬委员,国家环保总局也早有意识,潘岳副局长就曾指出,我国化工石化行业存在严重布局性环境风险。可是,这些问题涉及到环境规划与区域布局,恐怕不是国家环保总局一己之力能够解决,政协委员们这次是找错主儿了。”环评司的内部人士说。 谁该承担环保重责 虽然政协委员们与环保总局的沟通没有太多的进展,但是所幸议案已经进入政协的重点关注范围,来自政协的消息说,政协将在会后对此案进行重点跟踪,有可能很快派人调研。 “要解决就要先解决政府的核心工作任务问题,环保是很重要,只有把考核与责任加上去,地方政府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力度才会提高。”一位政协委员评价说。 他同时还告诉记者,厦门市海沧区是1989年成为开发区的,开发区最早的确进行了规划,还确立了隔离带,但由于引资不顺利,开发区的土地闲置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厦门市发展旅游经济,就开始引进高档住宅区,包括别墅,全国各地的人去那里买房子。 “你不知道,这些住宅,连同一些被引进的高校,就建在当初规划的缓冲隔离带上。” 事实上,早在去年,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室的陈赛博士就告诉记者,国家正在着力准备修改《环境保护法》,将环保法的责任主体由过去重在企业、个人调整为地方政府,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才能真正担负起环保的重责。只是,《环境保护法》的修改问题直接牵涉到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进展不会太快。 “迁址”拷问能否产生实际的效果?本报将继续追踪。 保护不了环境的环保官员 《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23日 作者:连岳 在这几十年内,厦门,这个中国数得上的漂亮城市,在城市建设上,犯过一个不那么致命的低级错误,它原来有个无敌景致的筼筜港,上世纪70年代的当政者头脑一热,来个围海造田,老天爷的造化就这样没了。现在它正在犯一个低级且致命的错误,2006年底,厦门开始在海沧区开工修建年产80万吨PX的腾龙芳烃,当这个项目许诺每年给800亿元的GDP之时,没有人告知市民它的危害——2005年11月吉林双苯厂爆炸,毒到连俄罗斯人都胆战心惊的化学品就是这种PX。 厦门自称为中国最温馨的城市,可能以后要改成中国最烟熏的城市了。 这个危险项目与城市中心区域只有10公里,原本应该留白的隔离带区域都盖满了学校与住宅,一旦投产,将使整个厦门岛,甚至是人口稠密的闽南三角都笼罩在剧毒的化工阴影当中。在极端情境之下,比如战争、恐怖袭击,它就是送给对手及恐怖分子的礼物。只要这个工厂一有闪失(人命就不算了,反正也不怎么值钱),对闽南经济的致命打击,可能将损失天文数字般的GDP。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化学家赵玉芬委员牵头提了叫停厦门PX项目的提案,得到包括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沈士团委员与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院士田中群委员等105位委员的联署,他们认为此项目存在重大环保隐患,使厦门陷于危险当中,而刚刚开始盖厂房的项目现在叫停,损失不大(据3月19日《中国经营报》)。 在普遍以牺牲环境换取GDP的大环境下,那些国际弃儿一般的高污染高危害项目却往往会得到官员们的热爱,换来的后果是不宜居城市多数集中在我们这儿,以及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逆破坏。也许再过二十年,不得肿瘤的中国人就要庆幸自己运气不错了。本来厦门及闽南人这次是能逢凶化吉的,叫停PX项目能成为全国政协的头号重点提案,理性的声音够大、够及时、够级别。让人沮丧的是,纵使有105位全国政协委员不同意,依然更改不了官员的错误决策。 国家环保总局是如何答复这个提案的呢?在《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中也提到: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在潘岳副局长的授意下召见了提案代表……然而,对这一问题表示了莫大认同和理解的祝兴祥也似乎无能为力,因为一个根本的问题是,项目投产是国家发改委批的,国家环保总局在项目“迁址”问题上根本没有权力。 “针对该单个项目的环评早已通过。环保总局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厦门市绝不再批新的化工项目。”来自环评司的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现在厦门市海沧区还在陆续申请新的环评项目,我们都压下来了,也就是说,环保总局已经开始对厦门市的环评实施区域'连坐’。” 不难看出,国家环保总局是认可PX项目将对厦门环境产生巨大潜在危险的,而他们照样可以“通过环评”并在危险显现之时彻底丧失纠错能力,只能“认同”与“理解”一下。环保总局放过那么多狠话,环保高官们上过那么多杂志的封面,难道就只会对自己国家的某个环境灾难说说外交辞令?全国政协一年才开一次,105位委员联署的议案可能一届也只有几件吧?这么大的力量都叫停不了国家环保总局“认同”的危险项目。那么,环保总局还能保护哪一块环境呢? 难道我们对大好河山的污染也只能“认同”与“理解”,最后“认命”地在国家肿瘤医院见面? 政协提案背后:专家与官员的对话 《第一财经时报》2007年4月20日 作者:邵芳卿 外界并不知道,在“两会”提案的背后,赵玉芬等院士已就此项目与厦门市政府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沟通。 赵玉芬向记者透露,厦门市海沧区委书记钟兴国原有意引进厦门厦大肽谷药业有限公司的高精尖科技项目,2006年春,钟兴国邀请她和肽谷药业副总经理陈送春前往海沧考察。在模型图前,钟兴国郑重表示希望将肽谷药业的药谷项目落地到现PX所在的一处山谷。 “这是桩好事,我们也很愿意,就积极跟海沧谈合作事宜。”赵玉芬回忆说,药谷项目不仅污染和资金投入都可降至最低程度,而且占地至多不过几百亩。 但当肽谷药业积极准备项目落地时,网上却突然传来PX项目获批并即将在当地开工的消息,反对PX项目的呼声高涨。 更让赵玉芬和陈送春始料未及的是,厦门市甚至指定把药谷原地当作PX项目的固体垃圾处理站。 突然发生巨大变故,赵玉芬觉得匪夷所思。“或许不能怪区委书记,可能那时PX还没批,他没料到或消息被捂着。可突然间11月份就大干了,10平方公里就平整出来了,就开工剪彩了。” 厦门大学环境学教授袁东星向记者透露,2006年11月21日,赵玉芬与她联系求证PX项目事宜,说院士们拟联名给厦门市政府写信。袁东星表示愿联系本校几位教授提供基础资料。 11月底,一封由赵玉芬、田中群、田昭武、唐崇悌、黄本立、徐洵6位院士联合署名的反映信摆到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的案头。 12月初,赵玉芬、万惠霖两位院士应邀参加厦门市的院士讲科普活动,临行前,厦门大学副校长潘世墨向赵玉芬交代称,厦门市领导希望她不要在会上提PX项目的事情,将另行安排时间和地点给院士们做专题汇报。 12月上旬,赵玉芬直接分别给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和省长黄小晶去信反映,提议将PX项目迁出厦门,在福建省范围内重新选址。 这封信发出不久,赵玉芬接到了在福州出差的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的电话,大意是等他回校再说。 让赵玉芬颇感宽慰的是,返回厦门大学的朱之文和校长朱崇实都认为,院士们的做法是科学家良知的表现。 终于,2007年1月6日10时,一场特殊的会谈在厦门宾馆举行。 专家方面有厦门大学赵玉芬、田昭武两位院士、袁东星教授和分管科技的张颖副校长以及国家海洋三所的徐洵院士。政府方面则是市委书记何立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丁国炎,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徐模,市委常委、海沧区委书记钟兴国以及市委办副主任徐国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德贤,市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市环保局局长谢海生和市外资局局长孙希有。 会前,赵玉芬专门准备了一个幻灯片,袁东星也准备了一些资料。会谈先由丁国炎主持,当何立峰比预定时间晚十几分钟入场时,赵玉芬的发言已近尾声。 之后,田昭武、徐洵、张颖、袁东星先后发言,众人均指出并非反对PX项目,但从科学角度看现址显然是不合适的。 何立峰随后表示,PX项目不是现任政府批的,而是前三任厦门市政府就已经申请国务院批复。 他还指出,1989年厦门市政府准备在海沧上化工项目时,厦门大学和国家海洋三所领导均表示同意,厦门大学还为此成立了化工系研究所。 丁国炎发言指出,厦门面积小,PX项目一迁,就出厦门了。 何立峰表示,他对化工领域是外行,没听说过PX会爆炸,PX项目论证时也都是经环保专家认可。 此后,赵玉芬、田昭武和徐洵三位院士从毒性、危害性角度再次展开论述。赵玉芬等指出,鉴于海沧区的敏感地位,建议请国际专家参与环境评价和再论证。 对此,何立峰表示,这需要向上面请示。 会谈持续到11时30分,厦门市政府方面未接受院士们的意见。 潘岳为什么那么帅? 《南方都市报》2007年4月20日 作者:连岳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上杂志封面还是挺帅的,高官访谈之类的新闻里,警句也很多。可惜治理环境不像选秀,否则中国的环境就不会让人担心了。这一点潘局长也知道,就算原来不知道,有个尴尬经历也教会了他:几天前潘副局长在一植物活动中讲话时,沙尘暴却不请自来,搅乱了原本庄严的阵势,只得草草收场,话只讲了一半,可能憋得挺难受的。 据4月3日《上海金融报》的新闻,潘岳对老百姓提出这样的期望,“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公众。中国公众应该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各类环保公共事务进行深度参与。”中国公众是多么的不争气呀,放弃了他们的权利,以致于中国的环境沦落成“全国有70%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 的10%左右。(据《瞭望新闻周刊》3月19日) 我国每年的GDP增长也就10%左右,环境污染损失10%,表面看来白玩了一场,没有什么意思。问题是损失的10%是没有在报表上体现出来的,在污染的环境里患病的人也没那么快死掉。这种统计工作当然不能由公众“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来完成,就算做了,也没人认账。这个加减法,是国家环保总局份内的工作,所以在两年前,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公布“绿色GDP”,为地方官们上上简单的算术课,不幸的是,我们只知道2005年的环境污染比2004年严重,而原计划近来公布的《2005年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也胎死腹中。潘岳发了那么多誓,真的像帅哥的誓言一样,当不得真的。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化学家赵玉芬院士与田中群院士并其他103位委员联署提案反对牺牲厦门环境的PX项目,国家环保总局在与委员们的沟通中表示认可与同情,默认了委员们的提案的合理性,并表示对厦门同类项目实施“连坐”处罚,一律不再批准。可是自两会结束以后,厦门的媒体噤若寒蝉,网络上(包括赵田两院士供职的厦门大学校园网)一律删除相关议论,“宪法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悉数被剥夺。这种策略,并非厦门官员的独创,应该相当成熟且流行,潘局长不知对中国公众在此情境之下有何期许?是继续“深入参与”呢?还是像国家环保总局一样,转眼就忘掉? 作为中国公众的一员,我只看到国家环保总局永远都在务虚,大到绿色GDP小到厦门PX都在推卸责任,一个连自己的正当职责都履行不了的副局长,给公民上起公民学来,倒是字正腔圆,真是帅呆了。 May 29 没去过厦门旅游的同志们要抓紧了时不我待啊,再不去看看,我看以后也不用去了,除非你想自杀,哈
报道如下:
南方都市报报道厦门PX事件:
http://news.oeeee.com/a/20070528/480471.html
“原籍厦门的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名主持杨锦麟先生5月28日在节目最后的点题中,这样评价寄托了厦门的这个PX项目,‘毒!’” May 16 怎样悼念死者-转《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4月16号,河南平顶山发生矿难,33个工人死亡。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悼念规模:天安门降半旗5天,胡锦涛总书记第二天前去慰问,中国所有的媒体连续跟踪报导,河南省长宣布第四天为全省悼念日,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煤矿责任,矿主举行声势浩大的烛光集会,并为全矿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死者生前投保的保险公司立刻启动赔偿机制……
可惜,这33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么隆重的悼念,得到如此悼念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里同一天死去的32位师生。
平顶山矿工的死,还没来得及在各大媒体中露上一脸,就很快沉没在“辽宁铁岭钢厂钢水包脱落32人死亡”、“河北邯郸煤矿爆炸死亡11人”这样层出不穷的新闻里。事实上,如果中国每发生一次大规模矿难就用上述那种规模来纪念,那么一年365天中国的国旗根本没机会升起来,胡锦涛除了慰问矿工啥事也别想干,而媒体上也不可能有空间报道其它新闻。过多的死亡让每一次死亡的意义贬值,无论听上去多么残忍,这就是事实。
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悼念死者了,就当33个工人仅仅是一个数字、任其淹没其他那些数字里了?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大可能用降国旗、用最高领导人慰问、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来悼念死者,至少我们可以用制度改进来悼念他们,而且很可能,这也是最让他们死而瞑目的一种纪念。
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繁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矿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从20世纪初年均2000多个人死亡到50年代年均500多人死亡,再到90年代年均93人。到现在,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事故”如何推动制度改进。
1907年,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矿难,西弗吉尼亚的一次爆炸夺走了362个人的生命。当然,这只是当时频繁矿难中的一次。1910年美国矿务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就是迫于当时的“民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发展科研、技术来提高采矿的安全系数。美国20世纪上半期矿难频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矿务局资助的科研成果。
1951年,宜利诺伊州一个煤矿发生了23年来全美最严重的爆炸,119人死亡,直接导致了1952年“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规定了煤矿的安全标准,同时联邦巡视员被赋予了下令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
1968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又是1951年以来最大,78个矿工死亡。这又导致了1969年的一个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断完善,1977定型。其主要规定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接受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40个小时的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8个小时“复习”教育内容。这个法案的执行明显降低了矿难数量,到05年已经成功地使美国的矿工死亡率下降了2/3。
06年1月的沙沟矿难,则是近年美国最大的矿难,12人丧生。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矿工法”,更新1977年的“安全法”。该法案要求煤矿三年之内必须建立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通系统;对违规的煤矿罚款额度提高了4倍;要求矿主必须在15分钟内报告已知的矿难事故等等。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就是1910年矿务局的成立,就是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就是2006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证了每4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May 08 他人眼中的刺《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07年3月,我国发布了一份“美国人权记录”,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人权劣迹,其中有一条指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2.6%,有77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确出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条信息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否则可能造成一定的误解。
说起贫困户,我们一般想起的都是一幅悲惨景象: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住在破烂的房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没学上,生病没钱看……但是在美国,“贫困”的概念却不是这样的。下面我引用一段0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穷人的“惨状”: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97%的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限电视;33%有洗碗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看来,美国的穷人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3700万贫困人口,很大意义是因为它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高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美国当前适用的贫困线标准制定于60年代。1963年经济学家奥桑斯基计算出,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当年需要花费1033美元购买食物,占家庭收入的1/3。因此,她将收入3100美元(1033美元的三倍)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这个数字根据家庭人数而变动,也根据年份而变动。目前,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标准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奢侈品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必需品,今天美国的贫困线生活水准实际上是7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
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正是因为这些福利项目的存在,许多美国穷人没钱也可以有饭吃、送孩子上学、看病、住房子。近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年均开支为5000亿美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举几个例子:
食品券项目。专门防御穷人挨饿的项目,建立于1939年,不断更新发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刷卡购买食物。04年该项目覆盖了1千万个家庭、2千4百万人口,其中51%为儿童。
住房选择券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1961年正式建立,延续至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他们与其房东签约,为他们支付70%左右的房租。
“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的项目,1965年成立,到05年,已经有2千2百万学龄前儿童曾接受其资助。就05年来说,预算为68亿美元,90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童受益7222美元。该项目本身有21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120多万人。
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例子,其他类似的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缺少“现金流”的穷人却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可以说,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介入,托住社会安全的底线。
当然贫困的出现也不完全是“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出现往往是因为就业机会少或者工资太低,但在发达国家,贫困虽然也有这些原因,它与贫困人口自己的行为也往往密切相关。比如,美国贫困现象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的涌现,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一些人的工作量太少。据统计,2/3的贫困儿童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又有数据表明,一个典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8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6个小时),如果800个小时提升到20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40个小时),75%的儿童将会脱离贫困。当然,就业机会和工资问题也需要面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将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从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就是针对工资问题。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1996到1999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四个月以上,只有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3700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3、4000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1美元, 46.7%低于2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2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 用坏消息宣布休假结束连岳 (香港讯)明报网昨天转述《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的药厂供应的假甘油,作为咳嗽药水的原料,导致全球在20年来有数千人死亡。 据《纽约时报》报道,有关的甘油其实是工业原料二甘醇(diethylene glycol,一种有机溶剂),患者服用有关咳嗽药水会中毒,先是肾脏受损,然后是中央神经紊乱,接着造成瘫痪,跟着是呼吸困难,最后大部分人会死亡。 单在巴拿马,去年发现有26万瓶伤风药水含此毒素,有365人死亡。除了巴拿马之外,在中国、海地、孟加拉、阿根延、尼日利亚和印度也有人因此死亡。 上星期,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警告药厂和供应商要小心二甘醇,但未有提及中国,同时也表示美国的甘油未受污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