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天津

 

作家杨显惠采访到甘肃定西的一个老人，这位1960年春天参加过抢救人命的干部告诉他一个惨绝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孤儿也告诉过杨显惠人吃人的故事。

这样的细节，后来都被杨显惠写进了有关大饥荒时期的纪实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

从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于是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说自己看到这些文字，也脊背发冷，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

杨显惠回答：“‘吃人’的事绝对真实，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他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知青的杨显惠就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甘肃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了一个问题：灾难的3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2003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于是，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

一个孤儿还记得，1959 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他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产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孤儿郑成义记得，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

另一个孤儿记得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和姐姐一起要饭的孩子，在腊月二十几的夜里，快要冻死的路上，碰上一个羊圈，放羊人咋说就是不让他们呆：“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姐姐哀求着：“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说：“是你不可怜你兄弟！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年纪还小的弟弟问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姐姐光是哭，终于对弟弟说：“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就睡……”

放羊人这才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在《走进孤儿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冻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书记带着人突然走了过来。饿软了的人体质虚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书记已经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无法无天了！”说着话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脚，“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党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们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杨显惠采访的一位老人，当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穴上，当时就死了。过去了40多年，老人给杨显惠讲起来还是老泪纵横：“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

杨显惠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一直记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画了相当于一个小城镇人口的素描，才创作了《给沙皇写信》一画中的哥萨克群像，所以那幅画惊心动魄——因此，杨显惠访问了100多个右派，写了一部《夹边沟记事》；访问了150名孤儿，写了一部《定西孤儿院记事》。他为自己作品的真实做了这样的解释：“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锥心的黑眼睛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７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杨显惠说，自己是个笨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打，女儿打累了，妻子再帮着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

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岁的孤儿秀秀到死也没合上的黑眼睛。

当时各地送来的孤儿把孤儿院挤得满满的，拉痢疾的，换肚子的……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两三个月。进了孤儿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来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他们的步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就要跌倒的样子。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上，垂在膝盖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晒太阳的时候，东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

虽然在孤儿院能吃上面粉了，可是孤儿们是吃过野菜野草的，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是饿得心慌。娃娃们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则去偷粮店的苞谷面和红薯干。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反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人软得站不起来。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叫“换肚子”。

3岁的小姑娘秀秀当时就在换肚子，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看见几个恢复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上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秀秀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脸。她告诉保育员上官芳，这是二妈砍的。为了抢妈妈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妈提着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给，二妈砍了一刀。

福利院开办以后还是经常死人。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6顿饭，吃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

秀秀又拉血又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声也不吭，总是睁着一双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着痛苦。

最后一个夜晚，3岁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员上官芳的一个手指头，说：我大我娘（都已经饿死）从床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你给我娘给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没了，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格表。人肉被摆到市面上公开按斤出售，一开始是80文，后来是120文。清人记载：“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新旧五代史上也曾记载：“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往往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兽性大发。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 1960年的饥饿，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模糊的幻影——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

1998年，曾经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

在饥荒分析领域，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传统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惟一的解释。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

1958到1960年，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和河东的定西地区是重灾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大跃进过去，仅剩18万人口——7万人死亡，3万人外流。80年代修志时，编撰者把这次惨烈的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样不那么刺激的语言。《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

这样的编撰者更激起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饥饿的绝境”，在这绝境中，他又写到两位特殊的母亲。

1959年，孤儿殷占岭的娘把他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 ……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释放了。她手里还拿着两个在火车上买的面包，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

母亲去世后，朋友说，有条件去城里头生活，这个山沟里有啥蹲头！殷占岭说，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儿土宝宝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他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他可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才进了孤儿院。14岁从孤儿院回来，土宝宝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没有认娘。直到要娶媳妇了，他进了娘的家，叫了一声娘，说我看你来了。娘正在喂猪，看见土宝宝，听见孩子喊他，啪嗒一声，手里的猪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哭得站不起来。

土宝宝也有了孩子，这已是1980年。土宝宝问娘：家里咋个相？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他：你那里咋个相？他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在为了孩子能去孤儿院有口饭吃、把自己吊死的母亲身上，就在光景好了还守在山沟里、想陪着去世的老妈妈纪念老妈妈的儿子身上，就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经过饥荒，有个老妈妈说，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希望。”杨显惠说。

如今，在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之上建起了定西县医院，从前儿童福利院的痕迹几乎找不到了。从这里走出去的孤儿大多是沉默的，在杨显惠的再三询问下，他们依然闪烁其词。但杨显惠还是顽固地做着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访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个笨人”，但或许当今中国文坛不缺少“聪明人”，惟独缺少“傻子”——“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

 

【《中国处方药》专栏文章。未删节版。】

文化是个大而玄的词，定义也众说纷纭，据统计不下二百种。往大了说，它囊括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在治疗人体伤病方面的分支——医学。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文化远不是那样八荒六合，无所不包；医学与文化还是有很明晰的分野的。发生了传染病，没人会去找文化部——除非想在事后让他们写篇报告文学或是找些娱乐明星载歌载舞慰问演出、歌功颂德什么的。医学研究者们在台北聚会，基本也不会去找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做嘉宾，尽管她也想学鲁迅治治中国人不爱生气的思想毛病，曾经一把野火烧遍大江南北。

靠白猫黑猫、摸石头过河理论指导我们实践的中华民族，在一些关系生死存亡的事情上，是可以不讲原则，很讲实用主义的。面对模糊不清的文化混沌，我们为了生存繁荣，当然可以不顾它的死活，给它凿上七窍。我们已经基本把文化关在了文化部、文化局、文化宫、文化站等各级文化部门的笼子里，不用它来指导航天，只是偶尔把它放到科学技术结晶的航天器里到大气层外转转（四幅湘绣曾搭乘神舟六号载人飞船上天），露一小脸，让它体验一下毛附在皮上的感觉。

但即便被凿了七窍的文化混沌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关在笼子里，其中的一部分，从来就没被关起来。它一有机会，就会变形，穿上医学乃至科学的伪装，象赵本山和宋丹丹的下蛋公鸡一样，做着它不该做的事。中国传统医学（也称中医），就是这文化混沌中很善于伪装的一团。如果人们头脑清醒，武装了科学知识和方法，是非明断，中医是可以被装到它该去的文化笼子里的。令人遗憾的是，占绝大多数的国人，科学素养残缺，搞不清医学与文化的分野，从精神、经济和政治上支撑着中医这只自称会下蛋的文化公鸡。

为搞清医学与文化的分野，我们需从文化这团混沌讲起。

1. 文化：一团多元化的混沌

文化这个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其原意是“文而化之”、“以文教化”，强调“化”——也就是改变或使变化——这个动作。“文”通“纹”，做名词是花纹图案的意思，做动词是给什么东西加上花纹图案、弄得花里胡哨的意思。今日的住宅装修业，其实是很“文”的，不知为什么不归文化部管。纹身（也叫文身）也是很文化的活动，整个过程就是在对人体最大的器官“文而化之”，比什么书法家鬼画符要古朴久远、“有文化”得多。文字是一种长时间约定俗成、指物表意的花纹图案；文章是文字的集合，也就是一堆规则排列的花纹图案——文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而“章”——还记得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黑质而白章”么？写文章，还原一下，不过是把一些花纹图案码在一起。但码和码还不一样，否则怎么会分“锦绣文章”、“粃糠文章”和高考优秀作文，刘勰也不会码什么《文心雕龙》的骈文。

中国老祖宗对花里胡哨很是重视。孔夫子曾借“文”来传播自己的志向。《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整理《诗经》，其本意大概并不是要保护继承祖国传统文化，而是为了以文为工具，通过文->言->志的链条来推销他的思想——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展开了就是：奴才要克制自己的本能冲动，坚守奴才的岗位，履行奴才的职责；已经做了主子的奴才，要心甘情愿地回到自己卑贱的本位，把被僭越了的高贵主子请回来，敬起来。这样一来，高低尊卑贵贱，天经地义，错落有致，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社会就稳定和谐了。

文，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和行动指导原则中，就这样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待到董仲舒撺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及其载体——即文人——开始桎梏中华民族，达两千年之久。这两千年里，郁郁乎文哉！大小文人奴才文思馥郁，文采飞扬，在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礼仪之邦克制着自己，把聪明才智消磨在八股骈文、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中。当然，他们没有忘记对本族异族的皇帝老儿“文而化之”，让他住在“雕梁画栋”的宫殿里，在他的龙袍上绣上五彩云蝠金龙十二章。这十二章，不是十二篇锦绣文章，而是“日、月、星辰、黼、黻、宗彝、藻、山、龙、华虫、火、粉米”十二种花纹图案，非常地“文”。

通过以上文字，我们大概可以给中国的文化下个定语了，那就是：文化是给一些本质性的东西（衣食住行这些人类本能的需求和活动、社会组织、国家统治机制等）做的花纹图案的修饰，或是表面文章。打个比方，一个泥罐子的本质是容器，其功能是为了满足人类盛放东西的需要。照老祖宗的定义，能装酱菜的泥罐子本身不是文化，在泥罐子上刻画花纹图案才是。一个赤身裸体的满族男人不是文化，骑马射箭挥刀砍人也不算文化，给他穿上龙袍，马鞍和箭袋上绣些吉祥威武的图案，让他学习汉字，搞搞诗词歌赋，玩玩琴棋书画，在他面前甩静鞭、三扣九拜、山呼万岁才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进食不是文化，把所有的生菜炒得烂熟，用两根细棍夹菜，把萝卜西瓜刻成花鸟鱼虫形状，给菜起些花里胡哨名字，把菜放在同样花里胡哨的碗碟之上，才是文化。

快进到现在。开四冲程内燃机的汽车代步不算文化，在好好的车轮上绑上红布条，在后视镜上挂个“出入平安”的小铃铛或是前大救星的标准像，才是文化。乘喷气式亚音速波音747跨洲越洋，也不算文化，选些秀美的年青姑娘，让她们在窄窄的过道忙上忙下，养眼兼长脸，才算文化。

回到医学。老老实实地随机双盲对比确定药效，通过动物和人体实验发现毒副作用，不算文化，用三根马尾巴搭手腕上切脉，把雄性动物的生殖器往壮阳上扯，认为鹿茸犀角鼯鼠屎能治病，在中药里掺西药，然后再用阴阳五行寒温虚实云山雾罩一番，才算文化。

文化的重形式的装饰功能，并不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世界上已成历史的文化和现存的文化，都是如此。同样是进食，中华饮食文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倾向把许多组分放在一起搅和，大家从一个盘子里夹菜；而美国的快餐如麦当劳则更喜欢面包、牛肉饼、生菜、西红柿分得清清楚楚，食客一口咬下来，自己在嘴里混合，且每人一份，井水不犯河水。同样是穿衣，生活在原教旨主义者控制下的伊斯兰妇女就得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而非洲和南美洲一些原始部落的女性则可以自然地坦露着哺乳动物的象征。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象“民主”、“科学”、“主义”、“政党”、“社会”、“资本”、“无产阶级”等词汇一样，是近代从日本引进的，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借日本向中华文化的侵略。在英语里对应这个日本式“文化”的词，是culture，词源拉丁，衍生于一个具有“教养”、“培养”意思的词。这一点上，东西方倒挺一致，都强调文化是通过教育来影响改变一个人。

概而括之，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文化都是指人类在一些为了生存繁衍而进行的本质活动之上附加的修饰，是表面文章，是象衣服一样可以更换的甚至不穿的。不同地域的人因了生存环境和偶然际遇的差异，形成千变万化多元的文化。有些人，执着于自己所属种族的偶然形成的特定文化，认为文化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改不得，批不得。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本质性的东西，是跨越文化种族的，是放至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技术及其分支现代医学，便是本质的，是我们真正应该珍惜的，是第一位的，是皮。各式各样的文化，都是第二位的，是附在皮上的毛，是批得改得的。

现代医学没有文化特色，是对所有地球人都适用的。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地球人都能理解接受的，尤其是那些把自己的特属文化看得比生命和健康更重要的人。

2. 医学：曾经是多元化的艺术，现在是一元化的科学技术

在现代医学发祥地的西方，医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之前，其中更多的是文化的成分，也就是在治病疗伤方面一些受生存环境特异性和前人经验理论影响而形成的一些有地域特色的、不具有普适性、主观色彩很强的学说和手法。医学在英文里的单词，medicine，源于拉丁文“治疗的艺术”（ars medicina）。我们从这个起源可以知道，医学医术曾经象书法绘画一样，主观性、个性很强，没两个人能重复彼此，技艺的传授也是意会感悟多于系统可重复的训练。中医到了今天，仍没能摆脱西方旧医“艺术”的窠臼。

医生大可以在业余时间搞搞艺术，玩玩主观、个性，但在治病救人上，还是客观地好。这是因为，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医学的对象人体的结构和生命机制是客观的，与文化艺术是毫无关系的。没有用心脏思考的人体，没有人能吞入0.1克氰化钾而能存活，硝酸甘油含在舌下能治心绞痛，不管你是基督徒、安拉的选民、佛门弟子、孔夫子门下走狗，还是中医信徒。

世界上只有一种科学，那就是用逻辑和实证的方法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界（当然包括人体）的可靠知识体系。与多元化的文化不同，科学是一元化的。作为科学在治病疗伤上的分支，现代医学也是一元化的。过去在前科学时代，有着与文化一样多元庞杂的传统医学。在现代和未来，将不存在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医学。这个论点，是站立在所有人类都属同一物种这个不可辩驳的生物学事实基础上的。

多元化的文化，一元化的医学，这就是文化与医学的分野。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她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看花人儿骂。”

 

这是一首普通的江苏民歌，曲调甜糯之极，听起来很舒服。但不知何时开始，也许是江淮之水润泽华夏时，这首歌几乎成了第二国歌，似乎是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中国的歌坛大腕到国外演出一定要唱这首歌，国外的歌剧《图兰朵》也用这首歌为主题音乐，澳门回归，这首歌的旋律一直响彻。有如30年前一位山西人上台，《交城山》几乎要代替《东方红》一样。据说这首歌已经成了江苏省的省歌。

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说《茉莉花》诞生于扬州的妓院，是妓女用软软的曲调取悦于嫖客的歌子，不太相信，觉得这不是说我民族音乐的代表是诞生于青楼么？

前两天看余怀的《板桥杂记》，觉得持此说的人并不是居心叵测地攻击伟大的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而是有所本的。余怀如此记明季秦淮风月之盛：

“裙屐少年，油头半臂，至日亭午，则提篮挈榼，高声唱卖逼汗草、茉莉花，娇婢卷帘，摊钱争买，捉膀撩胸，纷纭笑谑。顷之，乌云堆雪，竟体芳香矣。盖此花苞于日中，开于枕上，真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建兰则大雅不群，宜于纱幮文榭，与佛手木瓜同其静好，酒兵茗战之余，微闻香泽，所谓王者之香，湘君之佩，岂淫葩妖草所可比拟乎。”

原来茉莉花是妓女用来诱惑嫖客的“媚夜之淫葩”，花界常客余怀如此说，应当不是胡言乱语。

梅兰竹菊中的三种花，梅、兰、菊论香味都不如茉莉花浓郁，然后在中国传统审美中，一直是高贵、雅致之代表，而香能惑人的茉莉花一直没有这种待遇，到了国朝才翻身把歌唱。

江苏的南京和扬州，最有名的应当是梅花，至今去扬州史可法祠，一进门映入眼帘的就是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台湾的邓丽君唱道：“梅花梅花满天下，愈冷他愈开花。”舍梅花而取茉莉，江苏人的审美观到了国朝怎的这样？

十三年中成为准国歌的《茉莉花》源于花界，在国朝并不是孤例，源于陕北信天游的《东方红》最早的歌词是这样的：

“骑白马，跑沙滩。

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

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

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

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八枪，没盖盖。

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

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

一人一个女学生。”

 

当年的理想原就是为了“一人一个女学生”，后来怎的变成“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了”？

“茉莉花”这朵青楼的淫葩一跃被庙堂供养，原来有其历史的逻辑。

 

 

 

     今天打开某报，看到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对比，很能显出编辑的匠心所在。——有司借“纸包子”东风加大舆论和谐力度的当下，这种技巧是逼出来的。

     这边赫然一条新闻让我立刻哀悼钱包中的几张百元大钞了。-----经过一阵充分听取民意的做秀后终于尘埃落定，北京税务部门宣布小客车的车船税由原来的200元涨价到480元；而那边的新闻竟然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大佬在恬不知耻地说中国公民的税负在全世界上是较低的。

   中国老百姓的税负怎样，其实不用庙堂上的老爷来判断、解释，每个纳税人的感觉是最真切的。但纳税人，在某些人眼里，无非是蚁民而已，蚁民的感觉轻重其实人家是在不在乎的，也用不着费口舌来辩解，之所以人家专门写出宏文证明中国百姓税负低，是因为有国际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民的税负高。说白了，人家在乎洋大人的看法，在为天朝挣面子的大型化妆舞会即将召开前，这些不怀好心、恶意攻击中国政府的国际谬论当然要驳斥之，就如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早已有之，如果不是洋大人关注仅仅几个国内蚁民在吵闹，根本就不会引起大人们如此重视，直至一个侍郎级的老爷被处以极刑。

绝对的税负高低并没有什么意义，比如中国帝制时代，多数时期土地税是收成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十五分之一，到了清康熙朝，还宣布永不加赋。明之覆亡，多数人认为是百姓不堪赋税重负而导致社会动乱，黄仁宇先生在《十六世纪中国的财政和税收》中论证当时的赋税并不重，到了崇祯帝为了应付满清和李自成，方才采取在正税外乱收费，即用加派的方式筹集辽饷和剿饷，竭泽而渔，饮鸩止渴。

所以说税负是高还是低，得具体分析，看主要向谁征税，如何征税，征的税去干什么了。明末因为农民基本上处于贫困境地，可主要税源仍然还是农业，用我们老家的话来说，这叫打死几只蚊子也没几滴血。黄仁宇评价道：“当时的许多人对于税收的看法纯粹是将其作为一种生产收入的工具，而不是将其当成一个可以调节的装置。当税收不能进行调节时，各地的土地所有、土地租佃以及利息税率等情况合在一起就会将税收限制在同性范围之内，税收的任何增长都会让最低层的纳税人感到不可忍受。”

我们这个党国在前三十年，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工业化，用剪刀差来掠夺农民，所以才可能在和平年代有上千万的农民饿死这样的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刚刚吃饱饭，各种税和费又像枷锁一样套上去了，苦不堪言，农民只好选择逃离土地。再这样下去整个农村社会会崩溃的，当轴者也看到了再往种地的农民身上刮油水得不偿失，于是有了废除农业税的德政。

那么税收的主要来源只能是工商业，是城市居民。近两年工商企业和城市居民感觉到税越来越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以及民营企业和小型的服务行业。当然，政府可能会说税收主要来源于大型企业以及新兴的房地产，可是，大型企业的收入主要是靠垄断地位取得的，比如石油、化工、电力、铁路、民航、通讯等等无不如此，消费者和他们根本没有博弈的实力，他们上交的税只是从消费者那里掠取的很小一部分。房地产更是如此，土地资源由政府垄断，房地产商和政府官员有利益共生的关系，除了给政府的一点税外，大量官员寻租，这一切都转嫁给买房的人，这也是房价飞涨的根本原因。中产阶层和准中产阶层当房奴的越来越多，他们为畸形的房价不得不透支未来的收入，势必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壮大，也将影响整个社会中产阶层的壮大，说是杀鸡取卵毫不为过。用高房价掠夺中产阶层犹厌不足，近两年出台的新税收政策无不是磨刀霍霍向城市中产层，一位城市居民的收入都交了所得税，可每年满十二万后还得再交所得税，你想想，在今天的大城市，如果一个人月供3000元的房贷，老婆没工作或者工资很低，养一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他每个月一万元算多吗？这次北京上调车船税还是这思路，事先还有税务部门的人解释说买得起汽车的人不在乎这点钱，真是睁眼说瞎话。真正不在乎的是少数买奔驰、宝马的富翁以及用纳税人钱支付一切费用的公车，而大多数买车的中间层对车船税的涨价、保费和油价的上涨非常敏感。看来当政者笃定要把一些刚刚脱贫的中产者再赶回贫困阶层，似乎这样就社会和谐、江山稳固了。中产阶层如果是萎缩而不是壮大，将直接影响塔基的贫困层，他们不敢随便下餐馆吃饭，他们不敢随便买衣服，那么进城的农民工肯定会受影响，雇农民工的餐馆和工厂会减少，即使雇用他们也把工资压倒极低的水平，如此，老家的几亩地免了农业税有何意义？而且对中产层的重税负，也会阻挡一部份从底层进入中产层的人的步伐。

而通过非正常手段暴富以及通过寻租而富有的官员，这类既得利益者，却很难用税收的手段重新分配他们的财富，连官员个人财产的申报办法至今都不敢出台。蒋经国当年豪情万丈到上海“打老虎”，强行收购黄金，推行金圆券，有权力背景的大老虎他没办法，倒是把上海成千上万的小康家庭逼到破产，最后他不得不空留遗恨在沪江，跟着老爸去台湾岛。

税收上以后就要看收的税怎样使用，政府常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是连详细的、准确的税收、财政支出报表都是国家机密不为纳税人了解的情况下，所谓的民意机构人大对预算的执行和审查基本上是走过场，一个执政党的党库混同于国库，怎能真正“用之于民”？君不见每年的审计风暴，刮过去后除了带来沙尘暴外没啥影响。西方国家大有税负高的，比如瑞典这些北欧高福利国家，可是人家税负高是为了支撑老百姓从摇篮到父母的社会保障。反观我们，税负逐渐向那些高税收的发达国家看齐，而社会福利保障则强调自己是第三世界，自愿和亚非拉多数欠发达国家站在一起。----其实我们对一般老百姓的教育、医疗的保障未必比得上如越南、泰国这些发展中国家。

一个买汽车的人，要交车船税，还要交养路费，可一开车出去,国道、高速公路上到处有人设卡收买路钱，这种三重收费的状况基本上是中国人当下税负的缩影。

当一个垄断市场的商家把一种微型汽车从5万元涨价到10万元后，反而津津乐道地说：汽车很便宜呀，你看看奔驰、宝马动辄上百万元一辆。这说法和用我们的税负和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比较一样不讲道理。

收上去的钱哪去了？我承认有一部分用在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上以缓和社会矛盾，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垄断，税收的支出基本上是随意的、毫无顾忌的，想怎样花就怎样花，就如一个控制主人钱袋的保姆，她任意为自己涨工资，她拿钱去菜市场买高出市价许多的食品拿回扣，还美其名曰为主人诚心诚意服务。君不见包括党务部门在内的公务员涨工资，根本不用征求纳税的老百姓意见。在明清两代，皇室成员要花户部的钱也不能想怎样花就怎样花，由皇帝任命的文官----户部尚书对皇帝的要钱常常讨价还价，所以万历帝才派出矿税使出去为自己攒小金库。现在党务部门花国库的钱比当年皇帝花户部的钱方便多了。防务费当然是必须的，可是当政者一再强调要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强调党指挥枪。一支只听从某个集团私人武装让所有的纳税人来养，好比一个人花大钱替别人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你如果掏钱不痛快替别人养大的孩子没准反过来可能揍你一顿。用于医疗的公共财政支出据说一半是花在官员的身上，而各地的衙门想怎样豪华就怎样豪华，掏钱的人根本没有置喙的权利。笔者由此倒可以对“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新的理解，也就是说广大细民的利益都让别人给代表了，可以任意处置，你钱就是我的钱，我花钱你买单。

“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税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正常税收，而只能是吴思先生所说的血酬，也是黄宗羲曾说的“此吾产业之花息也”。地盘是我打下的，想怎样收保护费就怎样收，保护费如何支配也是我的私事，不容交保护费的人干涉。

在宪政国家里，收税也是强制的，但这种强制是建立在选民同意的基础上，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政府怎样收税不但要由议会同意，更重要的是收上的税怎样花得由议会这类民意机构肯批准并监督。多数人同意高税负高福利那就高税负高福利，如果有朝一日大家觉得低税负低福利好那就改过来也没什么不对，当然如此会伤害少数人的利益，可是这种方式是最不坏的方式，而且少数人可以利用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自由权利争取同盟者，表达自己的意见，寻求救济渠道。如果税收上去乱花，选民可以用选票把当政者赶下去，换一家物业公司。可具有中国特色的物业公司不但声称要永远替你服务下去，不许其他公司染指，他找来的保安三天两头打业主，小区内垃圾遍地没人管，可这公司不但不改善服务质量而且年年涨物业费。

征得纳税人同意才收税、花钱必须在纳税人的监督下的税收不同于梁山的宋江等头领收保护费。宋江等头领打家劫舍，到了梁山上大秤分金银，其分配方案被抢的庄户人家是没办法干涉的，就连底层的小喽罗也说了不算，按地位高低宋江等人占了大头，其他的小喽罗分到一点肉汤。至于头领们怎样花钱摆宴席，如何装修聚义厅，梁山周围的老百姓和梁山里的小人物更没有发言权，所以这样的肥差使宋江委托他的弟弟宋清打理。

梁山周围的老百姓只有交保护费的权利，而保护费如何使用与他们没关系。这就是血酬，是打江山后的“花息”，严格地说连吴思后来引申出来的“法酬”都不是，更不是什么现代国家的税收。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3日 07:07 人民网-市场报

　　消费者状告可口可乐生产商之一杭州中萃公司——国内雪碧为啥不标注防腐剂？

　　本报记者 胡雪良

　　可口可乐和雪碧等饮料中含有防腐剂苯甲酸钠，对人体不利，厂商却没有在饮料包装上作出真实的解释，在杭州工作的青年史源一纸状书将杭州中萃食品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日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已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两原告因不服判决已提起上诉。

　　国内雪碧为什么不标注？

　　“在美国本土的雪碧包装上，配料表中苯甲酸钠作了防止腐败的注释，而在中国的雪碧上却没有任何标示。”今年3月份，在杭州工作的史源和张某以知情权受到侵犯为由，把 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商之一——杭州中萃食品有限公司告上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该公司对苯甲酸钠标注说明为防腐剂或相关标示，并公开赔礼道歉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史源说，他和张某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可口可乐和雪碧，但直到今年2月3日，两人才从其他途径得知，可口可乐和雪碧这两种饮料中所含成分之一苯甲酸钠是防腐剂，长期大量摄入后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他们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中萃公司前述两产品配料表中虽然标出了“苯甲酸钠”成分，但普通消费者根本没法知道这是防腐剂，更不知食用后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中萃公司没有按《查处食品标签违法行为规定》，对苯甲酸钠作出任何通俗易懂的标注。

　　标签得到国家书面认可

　　中萃公司对于这一诉讼也做出了回应。他们表示，标签是按照国家强制性规定标示的，并得到了国家及地方食品标签主管部门的书面认可。对于原告认为苯甲酸钠的标示不通俗易懂，中萃公司认为，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才是对通俗易懂最好的解释。同时，中萃公司还指出，涉案产品中苯甲酸钠含量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范围内。

　　法院认为标示合法

　　法院在案件审理后认为，该案所涉饮料成份苯甲酸钠的标示方法，应以《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04)的相关规定作为评判依据。被告在其产品配料清单中仅标示了苯甲酸钠的具体化学专用名，没有标示其为防腐剂的种类名称完全符合该《通则》规定。且该标注方式为浙江省食品标签审查委员会及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认证许可。因此，这一标示是合法的。

　　此外，法院认为，消费者对照同类其他产品关于苯甲酸钠的标示方法，要求被告既标示化学学名，又标示其为防腐剂的种类名称是合理的期许。

【《中国处方药》专栏文章】

晚明嘉靖40至43年间，西方接连诞生了两位开天辟地的人物——先是培根（1561-1626）在英伦三岛横空出世，然后伽利略（1564-1642）于亚平宁半岛（亦称意大利半岛）降临人间。培根认为真正对人类有价值的知识来自于对自然的经验，并首倡了从经验中提炼知识的有效方法——归纳法。伽利略展示了观察与测量在获得可靠知识方面的巨大威力，是实验方法的父亲。这两位，就是已造福全人类三、四百年之久、且会永远照耀人类前行之路的现代科学的公认鼻祖。

培根告诉了我们证据在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可靠知识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伽利略告诉了我们去获得何等证据和如何去获得证据。他们两位合在一处，给一个单腿残废、压迫重重的老人加了一条新腿，让他稳稳地站了起来，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个新生的人，就是科学；那条旧腿，是起源于古希腊的逻辑；这条新腿，唤作实证。科学用逻辑与实证两条腿探索着客观的自然，无往而不胜，弥久而愈坚，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最有效的利器。

医学，做为人类修理自身大小毛病的学问，在现代科学诞生以前，一直处于近于乎巫术的状态。靠零零散散不甚可靠经验积累起来的医学知识，也是千疮百孔，羸弱不堪。若是没有人类做为生物体的自身免疫力、自愈能力和心理安慰效应，传统医学恐怕早已去见了上帝或撒旦。现代科学的出现，给医学注入了强心剂。与现代科学结合的医学，高歌猛进，蓬勃发展，成了今日的现代医学。现代医学早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修理人体方面的一个分支，与科学的其它分支是自洽的。

既然医学属于科学范畴，那么证据在医学中的重要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基于证据的医学”这种说法，就像“用腿站立的人”一样，听起来象句废话。其实不然，“基于证据的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缩写为EBM），又称“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在国内被译作“循证医学”，是在医学世界里激起层层波澜的一个晚来者。它做为一个独立的术语，在医学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是1992年。基于牛津大学的世界首个循证医学中心对循证医学的定义是，“循证医学是对现存最佳证据的仔细的、明确的、斟酌的利用，目的是为了照顾好病人而做出决策。”这个理念，首先由苏格兰流行病学家阿奇·考克兰（Archie Cochrane）于1972年在他的一本名为《药效与效率：对健康服务的随想》的书中提出。由于他后来的努力倡导，这个理念渐渐得到医学界的认可。为了彰显考克兰的功绩，世界各地的循证医学中心都用他的姓来命名，一般在国家或城市名后加上“考克兰中心”。世界各地的“考克兰中心”共属一个“考克兰共同体”。世界上第一个“考克兰中心”在1992年于牛津成立。前后共有17个“考克兰中心”注册。中国考克兰中心于1999年3月注册。奇怪的是，有两个“考克兰中心”后来关门，其中包括法兰西考克兰中心。

“考克兰”现象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在做出诊断方面，现代医学曾经并不象自然科学的许多分支一样把证据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证据有着苛刻的要求和使用！

我们当然记得白头发老专家在中医中的垄断地位。他们所恃的，是他们多年积累的、主观成分多于客观成分的所谓经验，以及缺乏科学素养的民众对传统文化、年长的人及权威的盲信。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医学，似乎应该更看重可靠完整的证据，而不应把诊断建立在几个专家基于个人经验的意见上。但现实并不如意，专家在现代医学（经常被误称为西医）诊断中的地位，与老中医在中医中的地位几乎不相上下。曾几何时，专家们的几点权威意见，可以支撑一个重要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决定着病人的生存质量乃至生死。

循证医学要做的，是把大大小小的医学权威拉下神坛。他们的话不再是金玉良言，不能自动成为诊断的根据，其可靠性是应该被质疑和验证的。任何专家权威的论断，在循证医学里，是不能仅仅凭它们的创造者的权威地位而立足的，而是必须建立在严谨的科学方法和客观证据上。可以这么说，循证医学的出现，是现代医学的一场革命，打个政治的比方，是从人治到法治、独裁到民主的一场革命。在循证医学中，最权威的是世界医学共同体积累的可靠医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而不是专家个人。理由很简单，我们知道，世界医学共同体积累的医学知识是常新的，科学方法是最可靠的，而专家们的医学知识则可以狭隘或者过时，他们的个人判断也不会稳定持久地客观理性。

在循证医学里，证据被分为不同等级，分级的标准是证据受充斥于医学研究中的各种偏差的影响程度。受偏差影响最小的，级别最高，具体来说，是系统的、大规模的随机、双盲、有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结果。相反地，病人信誓旦旦的证词、案例报告和所谓专家意见是最不可靠的证据，理由是它们极易受安慰剂效应、案例报告时的倾向性和不易客观判定何为专家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循证医学界将证据按质量或可靠性分为五级；英国则分为四级。在这两个分级标准中，专家或权威的意见均属最低级别，而系统的、大规模的随机、双盲、有安慰剂对比控制的临床试验结果则属最高级别。最低和最高两个级别之间，根据样本规模、随机程度、是否双盲、有否对照等指标可对证据做进一步的细分。

有了证据，医生要根据它们做出诊断，向病人提出建议，并和病人一道分析风险和效益，做出令病人满意的决策，确定治疗方案。证据的级别不同，诊断的可靠程度也就不同。这不禁令我们想起五四先驱之一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一句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科学的方法，实在是应该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需要我们做出正确判断和行动的角落，当然包括救死扶伤的医学。在美国循证医学界，医生向病人提出的建议，也象证据的可靠级别一样，被分为五级。
   
在诊断上，医生可以不依赖病人的主观愿望和价值判断，而完全靠现存证据的级别对病情定出具有相应确定程度的论断。但关于治疗方案的决策，就不应该完全是由医生做出的，而应该是医生和病人共同做出的。在治疗方案上，医生必须主动了解病人的主观愿望和价值判断，明确告知病人他对病情的诊断结果、可能的治疗方案以及不同方案的利弊，与病人一起根据病人的价值标准权衡不同方案的效用，最终确定令病人最满意的治疗方案。比如，对一个癌症患者，做化疗可以提高他的存活率，但患者却要承受化疗带来的痛苦。有的患者把生活质量看得比生命的延长更重要，那在化疗对存活率的提高没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他的价值判断可能是放弃化疗。对更看重生命长度的患者，决定可能正好相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可以基于同样的诊断结果，（从病人的角度来看）同样是合理的。

医学中的决策问题，就这样同时有着主观和客观的成分。客观成分是医生通过现存最佳证据的仔细的、明确的、斟酌的利用做出的诊断，而主观的成分是病人在看到诊断结果和可能治疗方案后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标准做出的价值判断。一般性的决策理论，包括决策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每种行动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不同后果发生的概率以及每种后果在经过决策人价值标准衡量后得出的效益。一个正确的决策，就是选定能够给决策人带来最大期望效益的行动。这一点，在医学上是同样适用的。医学上关于治疗方案的最终决策人，应该是病人自己。医生应起的作用，是决策支持，包括确定可能的行动路线、可能的后果集乃至不同后果发生的概率，并把这些信息告诉病人，与病人一起确定病人的价值标准，并根据这标准评估不同行动路线给病人带来的期望效益，最后协助病人做出选择。医生不应该做的，是越俎代庖，不问病人的主观价值标准，替病人做出最终的决策。

“循证医学是对现存最佳证据的仔细的、明确的、斟酌的利用，目的是为了照顾好病人而做出决策。”这个定义中包含了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信息。循证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现代决策理论的完美结合，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大趋势。本文所显示的，不过是循证医学冰山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