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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6 学习，学习一下二〇〇七年九月四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信笺 秘密 审计署办公厅关于日本广播协会(NHK)制作并播出《激流中国》系列纪录片 有关情况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审计厅（局），解放军审计署，各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审计局，署机关各单位、各特派员办事处、各派出审计局，南京审计学院： 去年底，日本广播协会（NHK）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来华拍摄反映中国现状的系列纪录片《激流中国》。目前已播出四集，其余各集将于9月起陆续制作并播出，内容主要包括中国教育现状、十七大、青藏铁路、物权法、医保制度、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等。 该片前两集内容基调消极，观点负面，造成了不良影响。第一集《富人与农民工》忽视我政府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别上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片面突出“富人”和“农民工”生活水平差距，以强烈视觉冲击渲染贫富差距。第二集《喉舌与责任》诬称我“新闻管制”，缺乏新闻自由，引导观众关注我社会负面现象及突出问题。该片还拍摄了一些地方宣传部门对国内媒体报道提出要求的内部文件。 该片后两集内容较积极客观。第三集《青岛老人院的故事》总体肯定了我政府和社会为解决老龄化问题所作的积极努力，但同时也指出了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第四集《确保北京用水》反映了北京水资源缺乏的现状及为保护、节约用水所做的努力，同时还介绍了周边省市地区人民为保证北京市用水所作出的牺牲。 该片播出后，我外交部新闻司和我驻日使馆已就其中消极内容向NHK提出交涉，指出该片前两集观点失衡，基调负面，没有客观、真实反映中国社会现状，误导了观众，损害了中国形象，中方对此严重不满；希望NHK增强媒体责任感，客观、全面、公正报道中国，并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该片不良影响。日方表示，NHK一直力求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重视与中方建立互信合作关系，拍摄《激》片决无丑化中国之意，对该片给中方带来的不良影响表示遗憾；该节目组已进行反思，制作后续节目时会更加谨慎、客观，更多反映中国政府的立场以及所做努力，以消除负面影响。 考虑到NHK长期以来涉华报道总体客观及对我交涉表态较积极，我方同意其继续完成后续采访拍摄，但要求其在制作《激》后续系列节目时公正、客观反映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各级审计机关在NHK提出采访要求时，应履行必要的报告或报批程序；如接受其采访，应增强对其引导和管理的意识，对采访做好充分准备，对采访拍摄施加积极影响并注意把关。 主题词：外国记者 采访 规定 通知 北京市审计局办公室 2007年9月4日印发 莫之许:大众时代的来临——我们时代的话语空间莫之许:大众时代的来临——我们时代的话语空间
大众时代的来临 莫之许 ——我们时代的话语空间 如果要让我选择这30年来，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最关键的一个年份，我既不会选择1978，也不会选择1989，而会选择1992。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一个年份，让中国真正进入了大众化（democratic）时代，从而让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大词，获得了真实的可持续进展的基础。 1840以来，遭遇前所未有挑战的中国，先是依靠传统儒生的力量实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但自此以后，向挑战者学习以改变落后之命运，就成为了百年中国的永恒主题，无论这一学习的对象是英美、是德日，还是苏俄。在这一过程中，拥有更强学习能力——这在现代社会首先意味着观念的领会——的精英人士通过声称掌握了先进的秘诀，而取得了极大的权力，这也是“训政”、“改造”之类词汇和实践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救亡或现代化过程中，大众依旧被看作是有待动员的基础和资源，而非行为的主体，精英迥临于其上，为其师为其主。这一景象落实到话语空间，就是少数精英通过其所垄断掌握的文化阵地，而对大众进行宣导启蒙。 即使在我所经历的改革时代的前半期，尽管小岗村这样的实践来自于草根，但其推行却不是经过自发的传播演进，而依旧是政治精英凭借组织与权力的推广。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文化热为高潮的“新启蒙”，依旧沿袭着百年以来的传统，自上而下地传播，因此，在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中，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呼吁，在广大民众听来既亲切又朦胧，既温暖又陌生，于是在很大程度上，这场运动也终究更多是少数精英而非大众的运动。 只有到了1992年，一种真正大众化的进程才得以展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自由首先带来的，是大众的消费自由，这一消费自由不仅催生了如《精品购物指南》这样的纯粹生活类媒体，同时也在许多报纸引发一场“比赛屁股”的竞赛：在政治优先的年代，头版一向被看作是报纸的脸面，副刊与社会新闻之类，则被称为报屁股，一直被看作是报纸的次要附属而已，但在消费自由时代，订阅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手中，媒体为了生存或为了过好日子，就必须对此加以回应，于是，在“脸面”因为体制原因不能大动作的时候，“屁股”的竞争就成为必然。最终，当这样的“解放脚”也不为大众接受的时候，由“屁股”而派生出来各种“子报”，如《南方都市报》之于《南方日报》、《华西都市报》之于《四川日报》，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背后，正是大众的消费自由所带来的不可阻挡的趋势。 大众通过消费自由而获得的权力，在一开始就冷落——换句话说也就是是冒犯——了以前一直以精英自命的人士，也立刻引起了以观念精英自命的知识分子的敏锐反应，一场“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迅疾展开，事隔多年，剥开这场争论的话语包装，可以发现，在大词背后，展现的不过是精英知识分子面对大众化——说到底也就是大众对于文化的权力——的焦虑。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大众通过消费自由所获得的权力，说到底还是一种间接的权力，在文化的洪流中，依旧有着若干道闸门，掌握在精英人士的手中。而在1990年代中后期，一种此前人们从未想到过的东西来到了中国，在其革命性的冲击面前，大众通过消费自由而获得的间接权力，一下变得相形见咄了。互联网建立在个人计算机这一大众化梦想结晶的基础之上，拥有连接上网络的个人计算机，最终就拥有了属于个人的“金喇叭”，从而让闸门敞开，让表达不再单向，让大众拥有了不再仅仅间接而是直接的权力。 于是，从世纪之交直到今天，中国的话语空间始终是三维的：依旧有着固定边界的体制主流精英化的场域（各种学报、会刊、官方媒体）、受大众消费自由主导的市场化场域（市场化媒体、流行娱乐）、以自由、免费、即时互动的个人表达为指向的互联网空间（个人主页、BBS、博客、QQ群）。对于这三者，我习惯以主流、市场和草根而分别加以命名。或自觉或被迫，中国的知识活动由此在这样的三维空间里同时展开。 而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一条主线，那就是市场化媒体对于体制主流媒体的地位的持续上升，以及更为重要的，互联网空间依托大众的表达自由，而日益占据了三维话语空间的强势地位。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主流的知识人逐渐向新维度的靠拢，比如在我曾经活跃的世纪沙龙和依旧出没的关天茶社中，一直有着早已知名的知识人的身影，更不用说市场化媒体中那些熟悉的名字所开设的专栏了；其次，也涌现了一批完全依托于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空间而成长起来的新兴知识人，前者我可以举出连岳（成名于《南方周末》，而如今也活跃于博客空间），后者我可以举出秋风（成名于自办个人主页自由主义评论，后更名为思想评论，并为同名论坛主持人，最后则成为了市场化媒体的活跃撰稿人）。 如今，媒体的记者编辑通过网络寻找新闻或评论线索、作者、资源，已经成为固定套路。互联网空间所提供的，不仅是海量的信息，更是大多数人的智力交锋，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东西在开放环境下找不到知音，也没有什么东西真有价值而在网络空间中无人问津，在这里，大多数人的智慧的集合，成为了知识话语的价值的最佳鉴定。在这里，开放的群体公议,胜过了特定群体的方法与智慧。因此，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空间的相对优势，来自于大众化所带来的力量：大众化拉平了原本横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从而使得社会进程可以会聚更大多数人的智慧与力量，从而呈现出更强劲的势头。 当然，在一些人看来，在这里面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正如消费自由给予部分知识人以失落感，网络空间的话语喧嚣也让部分知识人不自在，我所尊敬熟悉的某位朋友就曾在激愤之下将网络空间描绘了“公共厕所”。而同样真实的是，开放的空间也会放大某种幻觉，在海量的人群中，哪怕是极端的言论也会聚集起众多的追随者，尽管相比起整个人群来说仅仅是一小撮，但也会给这种话语的倡导者和追随者以某种“声势浩大”的幻觉，也带给反对者过分的警惕和焦虑，但是，这种现象反映的与其是开放空间的固有弊病，倒不如说是我们还不能习惯多元话语并存，以及我们社会依旧缺乏对话语竞争加以评判的规则与标准。 在我生活的这30多年里，中国由“一报两刊”主宰过渡到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鼠标键盘即可汇入到言论洪流的时代，而呈现出主流、市场、草根多元杂陈的态势。在我看来，在这背后其实有一条清晰可辩的主线，那就是大众化——从消费自由到表达自由——的根本决定作用，第一次，中国的大众不再仅仅是精英的附属，而平等自主地获得了对社会进程的决定权，尽管这一决定权尚在成长，因此并不充分完整，而在权利的确定上尚有待落实，但是，正如托克维尔在170多年前所看到的那样，依托市场和技术进步双翼起飞的大众化必然让“世界是平的”，从而让一个既平等又自由的社会不可阻挡地降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这一前景之于中国，已然清晰可辨，尽管尚需继续努力。 September 21 醒醒吧，各位我转前暗语：说实话，已经无语了谁来制约cctv的霸王行为？大牛转前语：我曾经就cctv调查各地超标楼堂馆所而不正眼看看自己的超标大楼的马列主义手电筒行为，写了《新闻调查别人》，要和cctv新闻调查栏目的一位记者在博客上隔空交战，当然人家cctv的记者姿态特别高，没搭理我。却引来一群粉丝的口水。如今，cctv公开大规模清退所谓的临时人员，不给任何说法和补偿，很显然，已经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的若干条款，但是，却也看不见cctv中有任何人站出来指出这个问题。
很欣喜，今天终于看见一篇博客文章，大概是cctv所谓的临时人员发出的第一篇要求讨还公道的檄文。我希望，上千的cctv所谓的临时人员应该团结起来，一起要个说法，那些正式员工也应该站出来，不要继续当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cctv。别以为你是正式的就是铁饭碗了，等临时的清理完，下一个被清理的也许就是你。
人的一切权利 德国最先逮捕共产党员，我因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抗议。
想不明白访问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网站也被和谐了，靠，上面有啥啊，都是英文。我看G F W是快疯了
http://www.sgx.com/
通过tor正常访问，如果是国内“ 友情提示： | | | 您访问的域名可能存在DNS服务解析错误，导致该页面无法正常显示。
| 请尝试重新设置，或联系网络管理员解决。”
赞一个，真是自由的国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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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0 一张考卷——转我的词：你能答对嘛？
一张考卷
□龙应台/文 《财经》杂志/总192期[2007-08-20]
这是一门通识教育的选修课，学生从大一到硕士生都有，课程名称是“批判阅读”。期中时，我给学生的第一次考试只有一个题目，但是同一个题目分两阶段考。第一阶段的试题很简单： 请仔细阅读以下文本并提出自己对这个文本的看法，赞成或不赞成都请阐述理由： 甲申文化宣言（注1） 把学生作答的卷子都收回来；很快地翻一下，果然不出所料，所有学生都表示赞成，而且努力地试图演绎“甲申宣言”的立场。“文化多样”这个标语或概念，显然已经成为非常“政治正确”的主流思想。 甲申文化宣言 September 07 何谓“霸权主义”？—转我的话：如果你能有耐心跟我一样把这个看完，估计你跟我一样会说，写的真TMD好
何谓“霸权主义”？ 邓晓芒
近些年来，“霸权主义”这个词在书籍和文章中频频出现，“文化霸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贸易霸权主义“、“话语霸权”、“知识霸权”、“军事霸权”、“金融霸权”……不一而足。然而，到底什么是“霸权”，什么是“霸权主义”，什么意义上的权力或权利才叫做霸权，对这些问题却很少有人过问。这些用语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情绪化的倾向，一种不满和愤慨，但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就说对方是“霸权主义”，几乎相当于一句骂人的话。当然，我并不否认有些权力的确可以恰当地称之为“霸权”或“霸权主义”，尤其是军事霸权和政治霸权，在我们这个仍然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上，“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的“物竞天择”规律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敌不过人家的事都归之于人家在搞“霸权主义”，并由此激发起中国人素来最容易来劲的扶弱锄强的“侠义”之气，这却并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当年武松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打掉了蒋的霸权，却树立了自己的霸权。他替施恩出口恶气，只不过是因为得了人家的好处，谈不上什么正义之举。《水浒传》以及金庸武侠小说中大量的都是这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式的扁平人物，使人疑心这些人脑子里都灌了水，只凭冲动，不会思考，永远都只配被政客们的机心所利用。我们今天高谈“反对霸权主义”的人，有不少都是看多了金庸小说的人。本文试图对这一概念作一番学理上的分析，严格限定它使用的范围，以免被一些本身有霸权心态的人用来充当自己文过饰非、不讲道理的心理上的支柱。
“霸权主义”，英文hegemonism，来自于hegemony（支配权、统治权、霸权），源出希腊文ηγεμων（领袖、统帅、向导），原为“走在前面的首领”之义。与此类似，在古汉语里，“霸”字最初意为每月初始之新月，《说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由此引申为政治上的“诸侯之长”。郑玄说：“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春秋时期，王道衰，霸道兴，霸与王是相对的，所谓“霸道”是“指国君凭借武力、刑罚、权势等进行统治”，因而又转义为“行事横蛮”，具有了贬义。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霸道”自命的是“西楚霸王”项羽，他最终败于标举王道的刘邦之手。儒家以王道为正道，《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样的太平世道与霸道相对，而被描绘为“王道乐土”的理想社会。儒家讲“内圣外王”，没有人讲“内圣外霸”。当然，历代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总是采取“王霸之道杂之”的方式，把儒家的理想和法家的统治术结合起来，并行不悖，否则一个王朝是无法达到稳定的。然而，不论是在士大夫心目中还是在老百姓眼里，霸道总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王道则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甚至成为一个歌功颂德、阿谀谄媚的专门用语。不过，对于实有霸权者，人们常默认和容忍其霸道，承认他有资格为之，例如人们常常对某人的行为斥之以“霸道”，但不说皇上的意志和行为“霸道”，因为那是应该的，不可缺少的，叫做“圣旨”、“王法”。只有当一个人有了堪与皇帝争雄的实力时，才敢于将最高权力者斥之为“霸道”，而自命为“王道”。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霸道或霸权主义总是与一定的实力优势、主要是军事力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的。而军事力量一方面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另方面又表现为政治权力，但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本身还不能称之为霸权，只有加上军事力量才能称之为霸权。例如历史上论经济实力，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远远强于北方的蒙古部落，清兵入关时也谈不上什么经济上的优势，只有二十万训练有素的骑兵，靠掳掠来补充军需。至于政治权力如果没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作保障，那就不过是一个虚名，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这早已是传统中国政治圈中的常识，毛泽东将它总结为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过来，这一点一经成立，则经济和政治也都有可能成为霸权主义的直接体现。例如在传统社会中，经济上的弱国也不可能成为军事上的强国，所以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富国强兵”、“高筑墙、广积粮、缓称霸”，才能最终达到称霸天下的目的。而有了经济和军事上的雄厚实力，在政治上也就可以先声夺人甚至蛮不讲理，拥有了予夺生杀的大权。否则就只能“韬光养晦”和俯首称臣了。总而言之，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无数的人在各种不同层次上争当霸主的历史，公理和正义都只不过是霸权主义的遮羞布，这也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待任何事情都习惯于用权力斗争的眼光来分析问题的思维定式。
的确，这种思维方式也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西方自古以来也有霸权思维的一个粗大的传统。希波战争中，希腊联军击败了拥有雄厚军事实力的波斯霸权，随之而来的就是以雅典为霸主的提洛同盟，再接着是连绵二十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即雅典和斯巴达两败俱伤的争霸战。不过，西方霸权思维在罗马时代晚期以及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却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这就是加入了一种不同于世俗霸权争夺的超验正义的原则。早期基督教并不是靠军事实力和政治经济力量而登上意识形态宝座的，它虽然屡遭迫害，甚至从肉体上被大量消灭，却反而日益深入人心。从教义上说，基督教与世无争，“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现实社会是一个没有正义的霸权世界，只有来世才是上帝的正义审判的世界。所以基督教徒在掌握霸权的人对他们残酷迫害时并不反抗，而是表现出罕有的忍耐和顺从，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正义只在天上，他们只聆听上帝的声音。到公元４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实际上并不是迫于基督教的军事力量，也不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妥协，而只是为了拢络人心。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召开尼西亚宗教大会，罢斥了阿里安派（阿里乌斯主义）关于基督具有人性的异端之说，表明基督教正统教义正式地把正义的绝对标准从世俗人间剥离出来，置于超越世俗之上的天国，任何现实的人哪怕是皇帝都不能僭越。从此以后，西方历史中虽然仍然免不了霸权纷争，但任何霸权都无权自命为绝对正义，因而都有一层无形的力量在对世俗力量加以制约。“君权神授”的桂冠不是皇帝能够自行加冕的，而是要由代表另一势力的神职人员来承认并施行仪式，而这一势力并无一兵一卒，全凭精神上的号召力。
当然，这并不否认西方教权与俗权之争后面仍然隐含有世俗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在世俗社会中，任何一种力量，哪怕是宗教的精神上的控制力，一旦成形都免不了卷入世俗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而当教会卷入世俗利益太深时，宗教改革的呼声就越来越强了。但不管怎样，相对于世俗权力而言，教会毕竟代表一种精神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之强大，有时竟然会盖过物质力量甚至军事力量。1075年，教皇格里哥利七世由君权神授问题与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发生冲突，皇帝宣布废黜教皇，教皇则宣布破门律，将皇帝驱逐出教，导致皇帝众叛亲离，不得不于1077年亲自到意大利谢罪，在教皇门外雪地里跪求三天，才获准恢复教籍。这一事件充分表明，哪怕在中世纪那样野蛮的时期，西方社会单凭军事武力来达到政治统治也往往是行不通的，军事霸权有时要服从某种意识形态的抽象正义原则。由于这一点，西方传统文化中除了仍然具有霸权主义的显性要素外，还有一种超越霸权主义的倾向，它在中世纪主要是体现为基督教的超验正义，而在近代则体现为某些人类普世价值。因而像中国历史中那种占主导地位的“成王败寇”的现实法则，在西方要淡得多。虽然中国也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说，帝王也害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但他们通常可以运用自己对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控制力，以隐瞒真相、篡改历史的方式逃避这一结局，士大夫们在这方面更多地成为了共谋，自身加入政治霸权中为虎作伥。西方基督教会和后来的大学独立的近代学术体制则形成了一个置身于权力范围之外的价值评价体系，由世俗皇帝一手遮天的情况在西方基本上不可能发生。这就造成了西方人在看待社会历史和政治关系时有可能淡化霸权思维的色彩，而从客观的公正、永恒正义的标准来对事物作出评价。
所以，当马克思提出以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时候，中国人马上心有灵犀一点通，直接就理解为“争夺政权”（“夺权”）的历史，并顺理成章地设想成各种不同的人群（“阶级”）争霸的历史，因为这与我们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太相吻合了！但马克思的观点在当年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创见，因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这种异端思想在西方从来都不是主流。即使后现代的福柯将一切社会生活、包括宗教、知识、教育、医院、监狱、性、艺术、话语等等，凡是带有“规范”或“规训”性质的一切，都称之为“权力”或“霸权”，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官本位即权力本位的社会，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脱离“权”字的介入。但福柯却是通过宣布“上帝死了”、甚至“人死了”而表达了对西方传统的离经叛道。然而，不论是对马克思还是对福柯，我们由自身的先见而导致的误读都并不能使我们扩大我们的视野，反而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西方宗教中的上帝信仰和近代人本主义、人性论的传统，我们只有霸权思维的传统。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许多做思想研究的人对于外来思想的“霸权主义”如此敏感了。我们从来就没有客观冷静地看待外来文化，而是毫无例外地把它们视为一种“文化侵略”。我们对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的解读就是侵略和反侵略、殖民地化和反殖民地化的历史，这种两分法的对立观念从小学开始就被灌输进我们的孩子们头脑里，就像文革时期五年级小学生黄帅自发地喊出：“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文！”这样的口号。虽然今天不学外国文（主要是占据霸权地位的英文）已经不被看作是有文化的中国人了，但霸权心态却在这样教育出来的中国人心目中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基本情结。吊诡的是，霸权心态的另一面就是奴才心态，只有奴才心态的人才最关心谁有霸权，谁是霸主，才最羡慕握有霸权的主子。所以，奴才心态的人只要有一丁点儿可能性，就想要充当一回霸主。例如，我们中国一百年来在军事上、政治上尝尽了被人欺压的苦果，不得不承认人家的霸权，但在文化上、精神上我们似乎还有可能反败为胜。于是，无数的文人为此趋之若鹜，孜孜矻矻地在这上面建构起自己排他的“尊严”，如果不能胜过人家，就觉得自己在别人面前“矮了一截”。我们就是不能用客观冷静的眼光看待中外一切学术，因为我们缺乏超验正义和超验真理的观念，我们认为那些观念都是西方来的骗人的鬼话，我们的文化人格不是建立在平等交往的法则上的，而是建立在霸权优势之上的。不当霸主，就会沦为奴才，这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的思维模式（“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在国际交流和文化对话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心态只能使我们变得妄自尊大、气量狭小和猥琐不堪。
所以，我认为虽然所谓霸权主义在中西文化的传统中都有其深厚的根源，但把霸权思维当作唯一可能的思维方式，而缺乏超越霸权思维的更高价值维度，这却是中国传统思维相对于西方思维方式的一贯特色。当代西方某些国家尽管凭借强大的军事武力而取得了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但他们使用这种霸权时毕竟还顾及到普遍正义和公理的要求，至少必须打着这种意识形态旗号，而不敢公然违反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标准而诉诸赤裸裸的武力，这应当看作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以后的时代的进步。相反，我们今天如果不借用西方人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普世价值标准，我们就几乎没有谴责他们的霸权主义的正当理由，顶多只能批评他们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并力图通过使自己变大变强来使对方不敢欺凌自己，这就还只是一种霸权思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大小强弱的差别而没有普世正义，那么我们对恐怖分子也就用不着加以谴责了，因为他们难道不正是“弱小者”吗？他们只不过是运用同一个霸权思维而在小范围内造成了以强凌弱的局面而已。我们今天能够以“人权”标准来谴责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恐怖分子的卑劣行径，正表明我们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普世价值，这恐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
然而，知识界一些人至今还深陷于这样一种糊涂观念中，即认为西方普世价值其实并不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而只是“西方成年白种人”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背景中为自己的强权捏造出来的虚假借口，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欺凌和压榨弱小民族，所以我们在反对他们的霸权主义的同时也要揭穿他们的这套观念的虚伪性。这种看法表面上很符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同时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谋而合。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种心态后面的文化心理，就会发现他们不过是中国传统“战国策”式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的延续。这种思维方式看起来似乎可以把握事情的本质，实际上暴露了传统思维模式的狭隘性。当今世界早已不是二战时期的世界，否则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恐怕已经把地球毁灭了不止一次了。今天即使有文明的冲突，也不是在几百年前的水平上进行，而是在普遍人权的底线上进行，不然美国也不可能花大量的美元去研制“精确制导炸弹”以避免伤及对方的无辜平民，而恐怖分子也不可能受到全球大多数人类的同声谴责了。实际上，恐怖分子之所以滋生，也正是打的西方文化的“人权”牌，如果西方国家根本不尊重人权，或者只是虚伪地尊重人权，则恐怖分子就失去要挟的武器了。这甚至也从反面说明，从历史发展的前景看，人类普世价值将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单纯军事霸权将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关系才有希望逐步摆脱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而走向对话和宽容。但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这些民族、文化和国家的知识分子作为先知先觉者，要能够充分理解和接受人类普世价值，抑制盲目排外的情绪化陷阱，走出传统霸权思维的桎梏，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面对事情本身。
具体言之，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特别要把西方强势文化中的霸权主义因素和其中的普世价值因素区别开来，警惕文化保守主义利用民众的无知和盲目情绪而对一切西方思想加以排斥。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由于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所遭受的深重苦难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但是对于由我们自己的封闭和愚昧而造成的苦难，我们却反思得远远不够。而在今天，当我们国力有所增强，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好了疮疤忘了痛”，又开始妄自尊大起来。最为可悲的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中也开始流行一种政客眼光，即用一种怀疑和反感的态度来对待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以“文化霸权”为由否定其普世性。一百多年来的西学东渐并没有使我们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而只是断断续续地在表层上滑来滑去，而现在竟然有许多人已经大不耐烦了，觉得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之下充当追随者有损于自己的民族尊严。这些人中有不少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持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恰好相反，当初正是他们卖力地把西方最新时髦的理论和学说引进国内来，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西学热”。但由于他们引进西学的态度仍然是霸权思维的态度，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西方话语就是掌握了“话语霸权”，所以一旦时尚改变，他们预计“国学”将上升为更具霸权性的话语，这些人马上改弦易辙，转而依托传统的话语来谋求话语霸权，觉得这样做似乎更踏实、更有低气。然而，平心而论，不论是西方的科学话语还是西方的人文话语，人家并没有拿枪逼着你们接受他们的东西，当初是你们哭着喊着跟随人家的最新时髦亦步亦趋，生怕落后一步就抢不到话筒。许多人写汉语文章一个中文注释都没有，全是密密麻麻的外文注释，不就是为了吓唬中国人吗？这种话语霸权不正是这些中国人造成的吗？他们靠这个升了职称，获得了学术地位，现在反过来批评“西方话语霸权”，其他人也跟着起哄，仿佛自己多么爱国似的，也太取巧了吧？
应当说，就“话语”而言，西方话语是当今世界上最不具有霸权性质的一种话语。虽然这种话语自认为具有普世性，但却并不强加于人，而是主张宽容，并且认为这种宽容正是其普世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这只是就主流和本质的方面而言的，并不排除在某些场合下也被某些人利用来达到霸权主义的目的。但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展示出它有充分的思想资源来消除人类的互相隔阂，营造不同文化间对话的语境。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理性、民主、法制、人权等等，这些不仅仅是西方人几百年来所追求的，而且也是中国人一旦了解到也必然会梦寐以求的。虽然任何价值都有可以进一步质疑之处，但只有一种价值能够为这种不断质疑提供基本的话语平台，这就是西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价值，如果对此也加以质疑则无异于思想自杀。这种道理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理论修养和很聪明的头脑，只要我们抛开固有的情绪化的成见，冷静地看待西方文化中那些并非西方社会所独占的价值，就足以理解到了。比如，我们有些人大力批判西方的“理性主义”或“理性霸权”，就是一种荒谬的论点。西方后现代对他们固有的理性主义传统加以批判的审查，固然具有完善这个传统并弥补其不足的作用，但中国人身处一个非理性的文化传统中，对“西方来的”理性主义也视若仇寇，称之为“西方话语霸权”，这就不仅仅是缺乏思维能力的问题了。这种说法颠倒了“霸权”一词的本义：霸权本来意谓着不讲道理、全凭武力和威慑进行统治，现在讲道理竟然也成了“霸权”的一种，难道反对霸权就是反对讲道理吗？这不是一种更强横的霸权思维吗？真正反对霸权的人至少必须让人家讲清道理吧？至少必须听听人家讲的有没有道理吧？西方理性主义当然有其片面性，但它至少给人们通过对话克服各种片面性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否则我们只能把自己封闭在自身中，倒退回一个如同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像狼一样”的不可通约的世界。如果说这种封闭性的要求也是一种“反霸权”的姿态，那么这种反霸权恰好本身就是最极端的霸权姿态，它是肯定一般霸权原则并导致人类永远处于霸权主义盛行的时代的，而近五十年来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超越霸权主义的全球共识（如互利原则、对话原则、谈判原则、理性原则）必将毁于一旦。 September 05 民主不是自由——转我的评：暴民政治，呵呵，让我想起若干年前的文化什么命了民主不是自由
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里没有“民主”二字。这绝不是偶然的。美国的开国者们对“民主”怀有极大的戒心。针对最近《内地可以向香港学什么》（见这里）惹来的争议，让我引几段，然后说几句，合起来算作回应。 John Adams（《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
Alexis de Tocqueville（《美国的民主》作者）:
Milton Friedman（《资本主义与自由》作者）:
Walter E. Williams（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及辛迪加专栏作家）:
Thomas Sowell（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民主（democracy）不等于自由(liberty），两者的差别要比鸭蛋和皮蛋的大。多数人暴政，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来，就一直是重要话题。是一直，而不是当中某人的忽发奇想。围绕这个问题发言的学者，包括上述几位，对人性和公众情绪深思熟虑，对政治博弈高瞻远瞩。他们既不愚蠢，更非无耻。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9、10和51号，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第四部分，都是清晰的读物。 当代对民主的研究也一再确认了“民主有问题，它不仅有别于自由，而且经常与自由冲突”的主题。有两类体制。一，它里面每个人都只能产生有限的、受严密约束的外部副作用，它里面每个人都基本能且只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作自受。自由和法治社会属于此类。二，它里面每个人都能产生非常大外部副作用，它里面每个人都经常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自作不自受，每个人的双手都插在别人腰包里，每个人的福利都依赖于别人的想法。计划经济和民主社会都属于此类。在缺乏前者的情况下大搞后者，对哪国人都不合适，对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 历史事实也支持这种观点：从有私有产权和法治传统（传统是指代代相传的习惯）社会走向民主，与从其他社会走向民主，两者的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二战后，许多国家纷纷走向民主，其中不少弄得一团糟。一般人会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搞真的民主。为什么不搞真的，复印机都那么便宜了？答案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搞不来真的。噢，那什么是“这样那样的原因”？私有产权传统和法治传统是无论如何不可忽略的因素。以伊拉克为例，推翻暴政值得普天同庆，但为了政治正确而马上实施民主普选，则是作茧自缚。 我的看法：除非每一个参与者都先有了自己的被明确界定和受到高度尊重的产权，然后又自愿把它们交给“多数人原则”处置，否则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的民主，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更甚的是，对一个连排队都还没学会的民族来说，对一个豪宅花园未能放心拆除围墙的国家来说，对一个不懂得对诸如“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言论自动产生敌意的公民思想状态来说，搞民主更容易滑向失控，大家抱成一团走入泥潭，陷下去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注释： [1] John Adams, Works, X, p. 2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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